洪秀全对儒家文化态度的嬗变.doc

洪秀全对儒家文化态度的嬗变 　　摘 要：洪秀全利用儒家文化充实拜上帝教教义，以此发动广大民众掀起太平天国农民战争。金田起事之后，出于巩固拜上帝教作为太平天国农民战争思想武器的作用，洪秀全采取了摧毁儒家文化的策略。但随着太平军占领南京，天京事变的发生，拜上帝教神话的破产，洪秀全越来越倾向于肯定儒家文化。从利用儒家文化到激烈的反孔斗争，再到对儒家文化的回归，洪秀全对儒家文化态度的嬗变充分体现了他对儒家文化的矛盾心理，更说明了农民与小生产者所固有的实用主义态度，他们依旧跳不出代表封建主义意识形态的儒家文化的窠臼 关键词：洪秀全;儒家文化;嬗变 中图分类号：K254.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6）10-0149-02 洪秀全对待儒家文化的态度经历了从利用到斗争再到回归的嬗变历程。洪秀全创立的拜上帝教利用儒家文化丰富教义并促进其传播。随着造反目标的确立，以及为确保皇上帝独一真神的信仰，洪秀全对儒家文化进行了激烈的斗争。但在太平天国农民战争后期，洪秀全显示出了对儒家文化回归的倾向 一、洪秀全对儒家文化的利用 洪秀全作为失意的士子，在创立拜上帝教之初对基督教并不熟悉，不得不从儒家文化中汲取素材。他对基督教的认识来源于中国籍第一位基督教新教传教士梁发所编译的宣传基督教的小册子――《劝世良言》。在这本书中梁发阐述著述宗旨时说：“其大旨总劝人勿贪世上之福，克己安贫，以求死后永享天堂之真福。若人人敬信真经圣道，不独久安长治，且使世界之上，那奸盗诈伪之徒，必交相劝勉，改悔前非。”[1]梁发原本是印刷工人，对基督教的理解极为肤浅，为了使文章具有“中国味”，在字里行间掺入了儒家文化的成分。《劝世良言》卷三甚至认为“儒教所论仁义礼智之性，至精至善之极，与救世真经圣理略相符合”[2]。所以，曾经是梁发上司的传教士马礼逊，在谈及梁发所写的布道书籍时就明确指出，在领悟基督教教义上“实有一些心得”，同时又说：“其中用语不免染有彼国固有之异教色彩。”[3]而洪秀全更是熟悉儒家文化，但并不理解和熟悉《圣经》，又因《劝世良言》“因多译自外国方言，又无序言及注解”[4]，洪秀全只能自行研究揣摩，因此拜上帝教不可避免地会染上儒家文化的色彩 在洪秀全的《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训》《原道觉世训》等早期著作中大量引用儒家内容。如在《原道救世歌》中所说的那样，“周文孔丘身能正， 陟降灵魂在帝旁。”[5]156《原道醒世训》中把儒家的大同思想联系起来，描绘了一个“有无相恤，患难相救，门不闭户，道不拾遗，男女别涂，举选尚德”[5]157的人间理想天国。《原道觉世训》中“《诗》曰：“天生蒸民。”《书》曰：“天降下民。”[5]159洪秀全又将基督教的独一真神上帝与中国古代文献里的上帝结合起来，试图弥合基督教和儒家文化的分歧，这样不但能使上帝在广大民众尤其是知识分子心中得到认同，而且还能使他的传教活动因为包含儒家文化而获得生存空间。这样就使太平天国农民战争初期不但与儒家文化的冲突较少，而且还能吸引石达开、韦昌辉等地主知识分子加入。儒家文化大量掺杂在拜上帝教中，使洪秀全可以利用儒家文化阐释拜上帝教教义及促进其发展 二、洪秀全对儒家文化的斗争 洪秀全借助拜上帝教起兵造反，就避免不了和维护封建统治的儒家文化相冲突，因此洪秀全施行了摧毁儒家文化的政策。在金田起事之后，洪秀全也确实在这方面做了很多努力，“凡各馆书士如有编造歌谣及以凡情歪例编成诗文，迷蒙兄弟者，斩首不留。凡一切妖书如有敢念诵教习，一概皆斩。凡一切妖物妖文书一概毁化，如有私留者，搜出斩首不留。”[6]231-232一个目击太平军在南京搜禁“妖书”的儒家知识分子记述当时情景时说：“搜得藏书论担挑，行过厕溷随手抛，抛之不及以火烧，烧之不及以水浇。读者斩，收者斩，买者卖者一同斩，书苟满家法必犯，昔用撑肠今破胆。”[7]更为悲剧的是对儒家知识分子也是尽力打击，太平军在皖赣时，“凡掳人每视其人之手，如掌心红润、十指无重茧者，恒指为妖，或一见即杀，或问答后杀之，或不胜刑掠，自承为妖杀之，或竟捶楚而死。”[6]303 这种摧毁儒家文化的政策，不仅没有能够达到目的，而且还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后果。曾国藩说：“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于九泉，凡读书识字者，又乌可袖手安坐，不思一为之所也。”[5]264正是洪秀全的这种过激行为把儒家知识分子彻底的推向了对立面，与中国当时的大部分知识分子对抗其难度是可想而知的。如其，李剑农先生之评价：“湘军的名教主义，在中国已经有了几千年的历史，根深蒂固，加以曾国藩、罗泽南一辈人的鼓舞激励，自然非太平军的神权主义所能抵抗。”[8]从始至终，太平天国始终都没有什么高明的谋士，“获科举功名的人中也很少有人愿意加入到拜上帝会。拜上帝会会众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