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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官员额制改革的困境与突破 　　摘 要 随着十八届四中全会的召开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颁布，我国的司法改革工作迅速展开，并在稳步向前迈进。在本轮司法改革中，最受人瞩目的一项内容就是法官员额制的改革。在员额制改革方面，各地各级法院的操作方法不一，对于如何定额的理解也不尽相同。对此，本文将通过实证调研重新审视员额制改革面临的困境，对现有的做法进行反思并适当借鉴域外先进的定额经验，以期建立起一套标准化与灵活性兼备的定额标准 关键词 法官 员额制 案多人少 系数 基金项目：项目名称是中国政法大学2015年硕士创新实践项目《困境与突破：员额制定额标准研究》，项目号是2015SSC X0 17，本文为该项目结项论文 中图分类号：D926.2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87/j.cnki.1009-0592.2016.10.061 一、员额制改革困境―― “案多人少”问题的审视 多年来，理论界与实务界对我国法院究竟是否存在“案多人少”这一困境的问题常常争论不休。每逢国家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法院系统召开内部会议以及学术团体召开各类学术会议之时，谈及司法改革，必谈“案多人少”。对这一命题持肯定意见的人往往忧心忡忡，强调“案多人少”如同顽疾一般，时时困扰着司法改革的前进。部分法院还据此扩编增员，导致机构臃肿，效率低下。反对者则与之针锋相对，认为“案多人少”的说法是一个伪命题。为论证这一观点，反对者站在宏观角度进行了数据分析，比如：“从统计数据看，中国的法官总量及每万人拥有法官数，并不比外国少，但人均办案量却极低。美国2004年，全美地方共有法官27861人，人均年处理案件数大致在1600余件。韩国2008年，全国共有法官2352人，人均年处理案件700余件。而我国呢，21万名法官年处理1200万起案件，全国人均仅57起，个别省份甚至人均不到40起。” 对此，本文认为：上述两种相反的观点均存在一个共同的不足之处――即过于宏观，以偏概全。肯定“案多人少”现象存在的观点没有考虑到不同地域、不同级别法院的差异性。而否定的观点则用单位时间内全国审理案件总数与这一特定时间段内全国法官的总数相除，并与国外的数据做横向比较。这种算法同样失之片面，并且忽视了我国与域外司法程序的巨大差别 为深入研究这一问题，本文以北京地区各级法院为研究对象，对北京市各级法院一年来审理案件的数量以及法官数量进行调研。北京既是我国首都，也是经济发达的一线城市。发达的社会经济水平决定了其庞大的案件数量，也就意味着北京市的“案多人少”的问题会相对突出。举重以明轻，相较北京法院而言，其他地区法院“案多人少”的问题则不甚明显。本文调研结果如表1 以上数据是本文在北京法院审判信息官网上获得的，具有较强的权威性。从上表可以看出，北京市高院的法官审案压力相对较小，每名法官的年均办案量不到50件。除下辖基层法院最多的北京市三中院外，各中级人民法院的法官的年均办案量也都小于50件。我国中、高两级人民法院的主要职能在于对上诉案件进行二审并作出终局性裁决，这种终局性裁决要求法官在充分保障当事人程序与实体权利的基础上尽可能地还原事实真相，力求公正地解决纠纷。而我国二审既要审理案件事实，又要审理一审程序中的法律适用问题。因此，二审法官审案的数量不宜过多，这也是提高个案裁判质量与提升司法公信力的应有之义。由此观之，“案多人少”的矛盾在中级、高级两级人民法院之中并不突出 表1：2014年-2015年北京市各级法院收案数量与法官数量调查表 （注：1.该数据统计的起讫日期为2014年12月21日至2015年11月6日；2.表中人均工作量的计算标准为：收案数/法官数。） 值得一提的是新近设立的知识产权法院的相关数据，按照本文的计算标准，知识产权法院法官的年均办案量竟能达到302件之多！这意味着该院的每名法官几乎每日都要审理一件知识产权案件。知识产权案件一向以专业性强而著称，这种特性要求法官既要有深厚的法学功底，还要有丰富的理工科知识素养。我国现行法官选任制度并未对法官的理工学术背景作出额外要求，导致了审理知识产权案件的法官供不应求。在知识产权法院方面，“案多人少”的矛盾极为突出 与中高两级法院相较，基层法院的法官工作量极其庞大。除门头沟、怀柔区与密云等少数区县，绝大部分基层法院法官的年均办案量都达到100件以上，而朝阳法院的法官年均办案量更是突破200件。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法官的结案率都是法院考评法官的一项重要基准，许多法官过于追求审案的数量与速度，忽视了裁判的质量。案件基数大，加上对效率的片面追求，案件裁判的公正性很难获得切实保证。所以，基层法院所面临的“案多人少”的矛盾最为突出，法官承受的心理和身体的双重压力可想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