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辨认笔录的实证调查研究 　　摘 要 2012年《刑事诉讼法》虽然明确辨认笔录为一种新型证据种类，但并未明确辨认制度的具体规范。实践中，辨认笔录的制作仍存在较大问题，需要不断的完善和改进 关键词 辨认笔录 证据 辨认制度 中图分类号：D925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87/j.cnki.1009-0592.2016.10.145 辨认笔录是指侦查人员让被害人、犯罪嫌疑人或者证人对与犯罪有关的物品、文件、尸体、场所或者犯罪嫌疑人进行辨认所作的笔录。 辨认笔录根据辨认对象的不同，可以分为辨认物品笔录、辨认文件笔录、辨认尸体笔录、辨认人身笔录、辨认场所笔录 2012年《刑事诉讼法》将辨认笔录作为一种新型证据种类确认，但没有将辨认纳入法定的侦查行为，未规范辨认制度，导致实践中对辨认笔录的审查与采纳存在着较大的随意性和混乱性。本人从我院侦监科审查批准逮捕案件过程中，对辨认笔录的审查判断出发，采取数据分析、实证分析、归纳分析的方法，调查实践中辨认笔录存在的问题，分析问题产生的原因，并提出解决对策 一、辨认笔录在实践中存在的问题 本人对我院侦监科2014年和2015年上半年审查批准逮捕的972件和428件案件中有辨认笔录的相关案件进行统计，发现95%以上的案件中有辨认笔录，其中51%以上的案件中有3份以上的辨认笔录；辨认笔录中占主要的是对人身的辨认及对场所的辨认；基本上对人身的辨认都是采取辨认照片的形式；所有的辨认笔录均没有录音录像 可见辨认笔录在实际侦查活动中运用的频率极高，作用极大。但由于辨认制度规定的混乱，实践中不遵守辨认程序或是辨认流于形式化的问题比较突出，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虚假辨认笔录的存在 在传统上，我国对侦查人员给予高度的信任，而实际上，侦查人员并非都是客观可信赖的，为有效的指控犯罪嫌疑人，不可能做出的、编造的、虚假的辨认笔录时有存在，而这些虚假的辨认笔录给承办人审查案件设置了障碍，严重的甚至误导承办人，导致冤假错案的发生。例如：“佘祥林案中被害人亲属的尸体辨认笔录、聂树斌案中路人的辨认笔录对两件错案的造成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 （二）存在暗示性辨认 辨认笔录是在侦查人员的主持下进行的，而侦查人员熟悉案情，已经明知辨认对象，对辨认结果有一种隐隐的预期，会进行明显的暗示，影响辨认结果的可靠性，导致错误的发生。例如：社会影响甚广的张海生“强奸”案，公安机关找来3名男子和张海生坐在一起，让受害幼女王某及其同学辨认，开始时，王某和同学并没有认出张海生，办案民警反复提示“再看一遍”，直到王某等人指认张海生后方才罢休 （三）未进行混杂辨认 为保障辨认结果的客观性，《刑事诉讼规则》及《程序规定》均要求混杂辨认对象后予以辨认，还对辨认对象的数量作出要求。《死刑案件证据规定》也规定“辨认对象没有混杂在具有类似特征的其他对象中，或者供辨认的数量不符合规定”的应当被排除在定案依据之外。之所以如此，在于单一的辨认对象对辨认人来说具有极大的暗示性，导致辨认错误。因此，除了场所、尸体等特殊辨认对象外，辨认必须进行混杂辨认 （四）不用真人辨认 根据辨认方式不同，辨认笔录可以分为真实辨认和照片辨认，但实践中，被大量采用的是照片辨认，以我院审查批准逮捕案件为例，对人身的辨认，全是采取照片辨认的方式，而且照片是只有脸部特征的二寸证件照，俗称大头照。相比真实辨认而言，这样的照片辨认存在不少局限性。例如：无法体现身高和体重、过于陈旧、比例失真等 二、辨认笔录存在问题的原因 （一）辨认笔录本身的不可靠姓 “心理学及实证研究显示，一般人在知觉、记忆、陈述的过程中，常会出现错误而不自知。” 故，辨认人在辨认过程中，在事件的感知、细节的回忆、语言的表达上都存在不可靠的危险。而辨认具有极强的目的性，侦查人员会针对性询问，暗示，引导记忆，植入错误感知，导致辨认结果与实际情况偏差很大。且侦查人员在组织辨认时，很少告知辨认人可以说“不”，这就暗示辨认人，一定要从辨认对象中选择一个结果。因此，辨认人会从辨认对象中选出最接近他们记忆中的那个，即使他不能百分之百确定，也不会直接承认自己辨认不出 （二）辨认笔录审查方式的单一性 辨认系侦查行为之一，由侦查人员组织和实施，目睹整个辨认过程的也只有侦查人员，由侦查人员形成辨认笔录记录辨认过程及辨认结果。公安机关提请批准逮捕时，卷宗中仅移送辨认笔录，而检察机关只能对辨认笔录进行书面审查，但这种书面审查很难还原辨认全过程，进而发现辨认过程中存在的瑕疵及其他违法问题，仅通过书面审查来判断辨认结果的客观性和真实性存在很大的风险。为了弥补书面审查的缺陷，《程序规定》和《刑事诉讼规则》均规定：必要时，对辨认过程进行录音、录像。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