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定历史语境下外籍译者群译者主体性研究.doc

特定历史语境下外籍译者群译者主体性研究 　　[摘要]语境根植于一定的文化背景，记录人类文化的历史。特定时期的译作应放置于特定历史语境下进行品鉴。此外，由于译者主体在翻译过程中体现出自觉的创造意识和人格意识。文章重点讨论特定历史语境下外籍译者群译者主体性的彰显，最后提出对待外籍译者群及其作品的正确态度 [关键词]特定历史语境；外籍译者群；译者主体性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5918（2016）13-0135-03 doi；10.3969/j.issn.1671-5918.2016.13.066 [本刊网址]http：∥ 引言 语境即是说言语交际的环境，而它则由一系列与此相关的主客观因素组成。在当代，语言学家通常把语境分为语言语境和非语言语境两大类。胡壮麟把语境分为语言语境、情景语境和文化语境。马林诺夫斯基认为：“语境是决定语义的唯一因素，舍此别无意义可言。”笔者则认为历史语境的实际含义是指把出现过的某一种现象、事件、观点或必然性等放置于特定的历史情境中进行思考、判断、分析和体会，还原其本来面目。而不是用以后或现下所预测的现象或结果去要求、衡量、评判甚而规定当时出现的现象、事件、观点或必然性 一、特定历史语境及外籍译者群概述 语境根植于一定的文化背景，并记录着人类文化发展的历史。苏珊“人们在做心脏手术时不能忽视身体的其他部分一样，翻译时不能冒险讲翻译的言语内容和文化分开处理”。同样，尤金“对于成功的翻译而言，熟悉两种文化甚至比掌握两种语言更重要，因为词语只有在其作用的文化背景中才有意义。” 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历史上的一个特殊时期――文革，有一群在中国生活，深谙两国文化同时又从事英语翻译工作的外籍译者群体，他们中有一些甚而后来加入了中国国籍。根据文献检索，该时期外籍英译译者群体主要包括戴乃迭、艾培/爱泼斯坦、陈必娣、西德尼“反动权威”、“崇洋媚外”住“牛棚”，进行“思想改造”。译界外国文学作品被斥为：“兜售资本主义、修正主义货色。”许多翻译家，如傅雷、老舍、丰子恺、郭大力等均受到迫害。许多翻译工作中止，翻译机构及学会停止活动，翻译出版物《译文》、《翻译通报》、《世界文学》等均被停刊。即便是目前，译界对文革时期的翻译研究也不甚多，且多止步于史实综述 二、特定历史语境下的翻译文学 文革十年政治意识形态对文化、生活及艺术的影响达到一定高度，致使正在发展中的翻译理论和时间活动多停滞不前。此间，外国文学译作几乎零出版，许多翻译著作对该时间的翻译事业或不谈及，或一笔带之。即使是《翻译论集》中也没有一篇关于该时期的文章。这一特定的历史语境，其特殊性怕是在整个世界翻译史上也不可多得。这一特定历史语境下翻译不仅要充当国内不同政治集团间的斗争武器，还充当着国际政党间斗争的工具，再者此时大陆几乎所有的翻译家都已被“打倒”。中国翻译家如此，前面已经谈及，然则如戴乃迭这一外籍译者及翻译家在1968年也是遭迫害与其夫杨宪益双双入狱，直至1972年才被无罪释放，当时可谓权力与意识形态对翻译的操控达到极致。从数量和质量上来看，这一特定时期的作品在中国翻译史上佛如沧海一粟，但这一特定时期有它独特的个性，如译本选择高度统一，译者主体性抹杀，译作出版方式特殊等。特殊的历史环境赋予了该时期翻译的特殊研究价值 文革时期的外籍译者群体在西方价值观念和本身特殊身份的作用下，其隐蔽性可能也更大，抗干扰、抗风险的能力也可能更强；文革把翻译放置在一面独特的放大镜下，显示翻译与政治、翻译与意识形态、翻译与国家政权、翻译与翻译家等等之间的关系以及这些关系的性质；外籍译者群体既是汉学家，又受到当时中国意识形态和特定历史语境的影响，对中华文化的英译负有更强烈的责任感，所以翻译应更到位，传播效果也应更理想 三、特定历史语境对译者主体性的影响 Riehards认为：“翻译很可能是宇宙进化史上最复杂的事件。”翻译活动不是简单的语言层面转化，它本身涉及诸多方面，如社会文化层面的意识形态和诗学，还有关系复杂纵横交错的赞助人、作者、译者、读者等参与者 （一）译者主体性界定及传统翻译对译者主体性的限制 关于译者主体性，学界曾给出不少定义，但大都趋同。如许钧认为，“所谓译者主体意识，指的是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体现的一种自觉的人格意识及其在翻译过程中的一种创造意识。……所谓翻译主体性指翻译的主体及其体现在译作中的艺术人格自觉，其核心是翻译主体的审美要求和审美创造力”。查明建、田雨认为：“译者主体性是指作为翻译主体的译者在尊重翻译对象的前提下，为实现翻译目的而在翻译活动中表现出的主观能动性，其基本特征是翻译主体自觉的文化意识、人文品格和文化审美创造性。译者的主体性贯穿于翻译活动的始终。具体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