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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古中国王朝更替传说中的结构转换与历史表达 　　[摘要]运用一种由人类学结构主义改造而来的神话研究方法，基于古代中国文献中所记述的各种王朝更替传说的分析，美国汉学家艾兰的《世袭与禅让――古代中国的王朝更替传说》一书揭示了，调和转换世袭权力与美德统治之间的矛盾不仅为中国古代先哲的历史感知设置了一个基本结构，还使相关古典文献的历史记述获得了一个价值主题。由此，穿越了神话与历史的中国古史传说，成为了解古代中国历史表达的深层结构和核心观念之主要题材 [关键词]王朝更替传说；神话研究；结构转换；历史表达 中图分类号：C9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9391（2016）03-0025-10 作为当代西方汉学界一位重要学者，艾兰（Sarah Allan）的中国上古史研究在承接史学和考古学传统的基础上借鉴了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évi-Strauss）结构主义的理论与方法，开创出西方汉学研究一种新的路径。特别是其古史传说研究，在汉学界引发了广泛的关注，被认为是别开生面，且极具创新性。[1]在其代表作《世袭和禅让――古代中国的王朝更替传说》（以下简称《世袭与禅让》）中，[2]艾兰运用了一种从人类学结构主义改造而来的神话学分析方法，对先秦古典文献中所记述的从唐尧传说时代到殷周鼎革时期的王朝更替传说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系统研究，极富启发性地讨论了传说记载中所呈现的历史感知和表达的结构特征与价值主题。通过梳理总结艾兰《世袭和禅让》中的学理逻辑和主要观点，本文试图就如何以结构主义的方法来推进古史传说时代的上古中国的人类学研究展开初步的讨论 一、“人类学化”的汉学研究：艾兰的学术背景及其研究旨趣 生于1945年的艾兰教授，被学界认为是一个“出身正统”且“学有师承”的西方汉学名家。[3]1966年至1972年间，她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莱分校东方语言系学习，期间受业于卜弼德（Peter ABoodberg）、艾博华（Wolfram Eberhard）、陈世骧等汉学名家。她的硕士和博士学位论文研究分别是《周汉文献所见太望公》（1969年）与《世袭与禅让：古代中国的王朝更替传说》（1973），可见艾兰早期的学术兴趣就集中于中国古史传说的研究。1974年至1995年，艾兰受聘于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SOAS），与葛瑞汉（Angus Graham）、刘殿爵、谭朴森（Paul Thompson）等知名汉学家成为同事，推动了当时英国汉学界对先秦时期的文献、考古、思想和文化等方面的诸多研究工作。1996年，艾兰回到美国，就职于达慕思大学亚洲与中东语言文学系。除对中国的古史传说和古典哲学思想有较为深入的研究，艾兰在甲骨文、青铜器和竹简研究方面也取得了较为显著的学术成就，她曾与中国学者李学勤等人合作对欧洲收藏的甲骨文和青铜器进行调查和施拓，先后出版了《英国所藏甲骨集》、《欧洲所藏中国青铜器遗珠》等书，并主编了论文集《中国早期青铜礼器的释义问题》。艾兰的这些研究工作不仅对当代西方汉学界的学术发展有所推动，也对中国的历史学、文献学、考古学产生了重要影响 在《世袭与禅让》、《龟之谜――商代神话、祭祀、艺术与宇宙观研究》[4]和《水之道与德之端――中国早期哲学思想的本喻》[3]等这些致力于中国古史传说时代的汉学研究著作中，艾兰一直尝试着运用结构主义的方法来分析中国文献古籍中的历史表达和思想观念，以试图重新阐述上古中国的历史意识和哲学思想。可以说，艾兰的汉学研究在问题意识和理论方法上均具有极强的人类学色彩。如《水之道与德之端》一书所论证的核心问题就是语言与思想的关系，该书的“导论”强调：“通过揭示隐含于中国哲学的表述话语中的隐喻结构，我们便能揭示中国哲学术语与范畴的有机系统和相互关联。由此我们开始以一种非常近似于中国古人的方式获得组织建构我们自己思想的方法。……尽管所能揭示的奥秘也许仍然是有限的，但它使我们既获得了一种审视我们西方思想的文化根基与自我成见的局限性的特定视角，也获得几许探究语言与思想之关系的洞察力”。[4]（P-13-14）可见，艾兰对古代中国思维意识结构的研究，以及对中西思想文化观念的比较都打上了深深的人类学学理印记。特别是其对上古中国王权形态的关注，可视为艾兰汉学研究人类学化的典型表现，如《世袭与禅让》一书中关于传说记述与神话思维的讨论，以及《龟之谜》中关于商王“十日”神话中图腾思维意识的研究等 正如李学勤所指出，“汉学家常有自己的师学系统，同时其学说观点必然受当时思潮的影响，特别是哲学、社会学与史学理论的变迁，不时会在汉学家的作品中得到体现。若不注意到这一点，就很难体会一些汉学家特有的思想和风格。”[1]因此，出身正统且学有师承的艾兰之所以其汉学研究呈现出较强的人类学化倾向，除了汉学研究本就与人类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