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轮新编志书(稿)通病十议.doc

二轮新编志书(稿)通病十议 　　2015年8月25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全国地方志事业发展规划纲要（2015-2020年）》强调指出，要“全面总结第一轮、第二轮修志工作的经验教训”。这对于推进我国地方志事业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管理创新、方法创新，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笔者曾于2013年4月就我区开展二轮区志编修问题求教过著名方志学家来新夏先生，他认为要搞好二轮修志，认真总结前志的得与失应是一个首要任务。笔者也曾有幸参加了首轮、二轮几部志书的编纂，在此，仅就二轮新编志书（稿）的有关通病问题谈点管窥蠡测之见，以就教于方家，并共寻“诊治”良方 对于新中国成立以前的旧志通病，唐颜师古、刘知几，宋王象之，元许汝霖，明吕怀，清章学诚、周林，以及近人梁启超、寿鹏飞、朱士嘉、傅振伦等都作过详尽论述；对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首轮新编志书通病，来新夏、黄苇、董一博、仓修良、刘光禄、李明等也都作过系统论述。由于二轮志书编纂任务到2020年才能完成，除少部分业已出版外，大部分还处在编纂过程中，因此，对于二轮志书（稿）通病的论述还不多见。笔者最近披阅了《厦门市志（1996-2005）》《石狮市志（1998-2010）》《北川羌族自治县志（1988-2007）》《宁河县志（1979-2010）》（均为评议稿），以及《朔州市朔城区志（1989-2010）》等志书（稿），觉得这几部志书（稿）从总体上看比一轮志书（稿）在质量上有了很大提高，但也还存在着一些不容忽视的常见毛病，这些常见毛病有的是旧志书、首轮新编志书遗传下来的顽症，而有的则是二轮修志以来出现的新疾。现分述如下： 一、部头过大。《厦门市志（1996-2005）》评议稿（以下简称厦门志稿）约400万字，《石狮市志（1998-2010）》评议稿（以下简称石狮志稿）约200万字，《北川羌族自治县志（1988-2007）》评议稿（以下简称北川志稿）约92万字，《宁河县志（1979-2010）》评议稿（以下简称宁河志稿）约200万字，而《朔州市朔城区志（1989-2010）》（以下简称《朔城区志》）约290万字，部头大多嫌过大。首轮志书具有明显的统合古今的“通志”特征，篇幅长一些是可以让人接受的（如2004年版《厦门市志》为658万字，1991年版《宁河县志》为120万字），但二轮志书只是记述一二十年（宁河志稿为32年）某一特定历史时期的历史，甚至连“断代志”都谈不上，这样的篇幅就难以令人接受了。志书（稿）部头过大抑或与元许汝霖在《嵊志序》中讲的“择焉不精”和傅振伦在《中国方志学通论》中讲的“取材无当”不无关系，材料的取舍对于成就一部精品佳志至关重要。1995年，李铁映同志在中指组第二届第一次会议上，对已出版的新编志书质量曾作过总体评价：“志书质量从总体上讲基本合乎要求，但……真正高水平的志书为数不多”。仅就县志这一志种而言，动辄几百万字的志书（稿）并不稀见，这些“大部头”充其量是个长编，缺乏剪裁之功，笔者以为这也应该是造成高水平志书“为数不多”的原因之一。志书“消肿”“瘦身”势在必行。《天津通志12部，总字数不过530万字，一部“二十四史”总共才4000万字，被誉为“史家之绝唱”的《史记》也只有52.65万字。“言高旨远，辞约义微”，旧史志惜字如金的优良传统是值得发扬光大的。笔者以为，上述市志可根据不同级别（地级市、县级市），正式出版时字数可控制在150万～200万字，县志可控制在80万～100万字 其实，篇幅的压缩并不意味着真正有价值的历史信息量减少，在缩减篇幅的同时努力扩大信息量也不应该被视为悖论。明方志理论家康海提出的清简体例、详今略古、斫削繁芜、精炼文辞的四种简洁志书编纂的方法，迄今仍有一定参考价值。傅振伦还曾发表过《史志叙事尚简说》一文，倡导志书编纂“宜以简要为主”，可谓经验之谈 二、断限不守。断限属于志书凡例“通例”内容，必须严格遵守。诚然，一轮修志有“上限不封顶，下限一刀切”之说，但此说已不能完全适合于二轮修志，这主要是因为二轮修志对上限的规定是明确的（一轮志书对上限的规定基本上都属于原则性的）。个别事物按照上限的规定作适当上溯无可厚非，但一定要适量、适度，决不能使之形成一种随意或者普适的现象 前述志书（稿）中都存在过多过远超出上限问题（述体、建置和自然部类尤为突出）。如《朔城区志》的概述与各编首无题序、大事记、建制沿革、人物传等内容均采用贯通历史的写法；再如石狮志稿境域卷在无题叙文和第二章区划中，都将石狮建置追溯到古代隶属晋江县、南安县之时，实际上追溯到1987年底设立石狮市足以。对此应当很好地研究统筹解决的办法，否则将会影响整部志书的系统性，给人一种鲁鱼亥豕之感。再者，从用志角度来说，人们要查阅上限以前的资料，一定会去翻检前志的。前述几部志书（稿）在凡例中均在明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