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空间分布影响因素研究.doc

企业空间分布影响因素研究 　　摘要：文章运用分位数回归估计，利用中国通讯设备制造业企业数据，分析了企业空间分布的影响因素，主要结论：第一，从2005年到2007年大市场地区的国内外市场潜能与不同水平的企业生产率成反比，表明较高生产率的通讯企业并不倾向于竞争激烈的大市场地区。第二，相对于补贴性支出，对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支出更加有利于地区通讯设备制造业企业的发展；而且“提高进入门槛”的开发区政策更显著地吸引了较高生产率的企业。第三，生产率偏低的通讯设备制造业企业对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具有依赖性，较高生产率的企业对科技环境浓厚的地区具有强烈偏好。第四，中西部地区对企业选址仍然缺乏吸引力，尤其是西部地区。因此，必须转变“一味求大”的产业发展思路，服务与促进产业内部各层次企业“提质增效” 关键词：异质性企业；空间分布；通讯设备制造业 中图分类号：F0615；F062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16 长期以来中国的产业格局主要体现为以开发区为载体的政府主导式集聚。始于1984年的开发区制度，在近30年里不断完善，成为国家推动地区产业集聚发展的主要政策手段[1]。但是在这一发展过程中，由于监管不严，一些地方政府“引而不择”的开发区政策引致大量低效率企业的集中，使这些地区的产业集聚非但没有发挥规模经济优势，反而降低了集聚经济效率，从而导致区域经济里普遍存在着集聚经济规模扩张却效率不高的问题[2]。结合产业集聚效率地区分化这一现实问题，对产业集聚总量特征的关注势必需要转移到产业内部是由何种效率的企业所组成的问题。为什么不同地区开发区会吸引不同生产率的企业？是什么因素影响了不同生产率企业的空间分布呢？针对这一问题，本文将以2005-2007年通信设备制造业微观企业数据为例，利用分位数回归模型分析异质性企业空间分布的影响因素。通信设备制造业作为高技术产业，是中国从粗放型投资拉动型增长向创新驱动型增长转型的重要牵引力。本研究期望为促进地区高技术企业集聚、有效带动地区产业效率提升的改革与政策制定提供参考依据 一、文献回顾 企业空间分布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18世纪古典经济学家们的“区位论”，他们认为运费、距离与原料对工业区位选择具有重要影响[3-4]。1909年，德国经济学家韦伯提出了体系完整、方法严密的工业区位理论，他总结出运费、劳动费、集聚和分散等三大区位因子是决定生产场所的一般因素[5]。之后这几个核心要素不断被后世学者补充与发展为市场潜能、劳动力要素、政策环境、市场环境等因素。下面我们对相关文献进行逐一梳理 第一，市场潜能影响企业区位选择的研究。国内外学者一致认为市场潜能是影响企业区位与产业集聚的重要因素，他们发现国内外市场潜能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制造业空间集聚规模[6-8]。赵增耀和夏斌[9]进一步指出市场潜能与工业集聚的关系是非线性的，即国内市场潜能与工业集聚之间呈现“U”型关系，国外市场潜能则对工业集聚具有双门槛效应。尽管这些研究肯定了市场潜能对产业集聚的影响效应，但却没能意识到不同生产率企业对市场潜能的反应程度是有差异的。生产率异质性企业面临不同的成本与收益，因而会形成差异化的区位抉择，进而分别在大市场和小市场地区呈现出“强―强”和“弱―弱”的企业归类分布局面[10]。然而这一局面会随着大市场地区竞争增强与成本上升而变化，由于部分能够承受更高运输成本的高效率企业愿意迁往竞争较小、成本较低的小市场地区，同时一些低效率企业为了寻求更大的市场需求与更好的公共资源，减少运输成本，也会愿意迁回到大市场地区，从而极可能出现大市场地区强弱企业混合发展的情况[11-12] 第二，劳动力要素影响企业区位选择的研究。韦伯在其《工业区位论》中肯定了劳动力是影响工业区位的一般性因子[13-14]。中国的城镇化为企业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但是，建国以来实行的户籍管理制度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劳动力迁移规模，阻碍了劳动力自由流动，使中国城市规模分布偏离了帕累托最优。改革开放以来户籍制度的不断改革，促使农村劳动力向乡镇企业以及跨省范围的流动逐步增多，但是实证研究却显示户籍制度改革对引导短期劳动力流动的作用十分有限[15]，劳动力流动的方向仍然相对集中于经济发达的大城市。鉴于这些情况，中国城镇化进程与户籍改革效应均会影响到企业依赖的劳动力要素转移进而影响到企业的空间分布 第三，政策因素影响企业区位选择的研究。企业所处的政策环境主要是地区的财税政策以及“经济发展排头兵”的开发区政策。研究表明，一般情况下，税收政策越高，越不利于产业集聚；但是，当积极的财政政策能够抵扣税收带来的负面效应时，产业集聚仍然会发生[16]。黄阳平[17]进一步补充到，在现行财政分权背景下，以提供优质基础设施等公共物品为特征的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