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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公共教育服务均等化的理论内涵及实践方式 　　摘 要：本文从历史视角出发，简要阐述了基本公共教育服务均等化的理论由来及发展史，阐述了实现教育公平道路的艰难、曲折，以及在新的历史时期，党和国家对推进教育公平所做出的不懈努力 关键词：教育公平；理论内涵；义务教育法；资源配置；实践 一、基本公共教育服务均等化的概念及理论内涵 基本公共教育服务均等化是一个与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和社会公平理论密切相连的概念。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具体是指政府为不同社会成员提供的公共产品水平，包括教育服务产品，基本相同，一视同仁。比如实行免费义务教育等，使社会所有成员都能享受到基本均等的公共服务。社会公平理论集中到一点，就是消除人类社会的不公平现象。而自从阶级社会诞生以后，人类社会中不公平、不平等的现象就比比皆是。随着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出现，自原始社会末期到奴隶社会初期建立起专门的教育机构――学校，其教育服务对社会成员而言，就都是不均等的、不公平的，既有严格的身份等级限制，也有男女性别歧视。可以说，追求基本公共教育均等化的愿景，源远流长，自古至今不知有多少仁人志士为之不懈努力奋斗。毛泽东同志曾尖锐地指出：“中国历来只是有地主有文化，农民没有文化。……中国有百分之九十未受文化教育的人民，这个里面，最大多数是农民。农村里地主势力一倒，农民的文化运动便开始了……不久的时间内，全省当有几万所学校在乡村中涌现出来，不若知识阶级和所谓教育家者流，空唤普及教育，唤来唤去还是一句废话。” 通过历史分析，我们不难看出，人类社会对基本公共教育服务均等化的追求不仅由来已久，而且其内涵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丰富，生产力的发展，国家财力的增加，促使教育事业在不断发展、更新。在封建社会及资本主义社会前期，人们将基础教育、学习文化知识看做是纯粹个人受益的私人物品，所以个人接受教育付出费用理所当然。随着社会发展，基础教育不单单是使个人素质提高，更重要的是作为国家提高全民族素质的基本途径，因此基础教育被列为政府首先应提供的基本公共服务的重要方面，需要在全国范围内普及并均等实施免费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先后制定了四部宪法，1954年、1975年和1978年的宪法中，均规定了“公民有受教育的权利”和国家“保证公民享有这种权利”，没有规定公民受教育的义务，即此时的基本公共教育服务均等化带有明显的“私人物品”痕迹，即上学受教育权利有保证，但去不去上学由公民自己选择。1982年宪法则进了一步，在第46条规定：“公民有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第19条规定：“国家举办各种学校，普及初等义务教育，发展中等教育、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并且发展学前教育。”这里，接受初等义务教育成为对所有公民的一致要求，是带有非自愿选择性质的规定 我国于1986年制定并于2006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更进了一步，该法第2条明确规定：“义务教育是国家统一实施的所有适龄儿童、少年必须接受的教育，是国家必须予以保障的公益性事业。实施义务教育不收学费、杂费。”第44条规定：“各级人民政府对家庭经济困难的适龄儿童、少年免费提供教科书并补助寄宿生生活费。”随着经济发展，我国基本公共教育服务均等化的保障能力与水平达到新的更高的层面，逐渐与一些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相当，正与国际接轨 从国际上看，进入21世纪后西方学术界便提出了“给每个人平等的机会并不是指名义上的平等――机会平等。而是要让每一个人都能受到适当的教育，而且这种教育的进度和方法是适合每个人的特点”的观点，即教育公平是使学生最大限度地获取知识，并突出学生作为个体所具有的个性。2007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有关教育公平的报告中，教育公平的第一要义是公正（fairness），即要保证性别、社会经济地位和种族等个人和社会因素不妨碍人达到其能力所允许的教育高度；第二个含义是覆盖（inclusion），要保证每个人都受到基本的、最低标准的教育，一要做到因材施教，二是要保证每个人都受到最低标准的教育 总的来看，基本公共教育服务均等化的理论内涵十分丰富，涉及社会的方方面面，教育公平不仅是社会公平的基础，更是人生公平的基础，关系广大群众的切身利益，引起人们强烈关注 二、基本公共服务教育均等化的实践方式 两千多年前，教育家孔子就提出“有教无类”的教育主张，开办私塾，打破奴隶主、贵族对教育的垄断，是我国最早的教育机会均等化的实践。自隋朝起建立的以科举考试制度取代以举荐为主的选士制度，也同样体现了一种教育公平的理念和实践。五四运动高举反帝反封建大旗，突破“女禁”，使女性能与男性一起同窗就读；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打倒土豪劣绅后，农民学校的兴起以及由革命先驱邓中夏等人主持创办的中国教育史上第一所工人阶级的学校――京汉铁路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教工人及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