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子与边沁功利主义比较研究.doc

墨子与边沁功利主义比较研究 　　摘 要：战国时期的墨子和英国18世纪的边沁，分别是开中国与西方功利主义先河之第一人。以墨子的弟子记录整理的其言行的《墨子》以及边沁所著的《道德与立法原理导论》两本著作为出发点，对墨子与边沁的功利主义进行分析比较。两者共通之处在于人性基础乃趋利避害、终极归宿乃社会利益。差异之处在于内在根基、实现手段、道德评价，分别体现为“天志”与“人性”、“兼士人格”与“自由享乐”、“志功合一”与“唯效果论”的不同 关键词：功利主义；义利观；效果论；最大幸福 中图分类号：B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6）06-0069-03 战国时期的墨子和英国18世纪的边沁，分别是开中国与西方功利主义先河之第一人。本文主要以墨子的弟子记录整理的其言行的《墨子》以及边沁所著的《道德与立法原理导论》两本著作为出发点，对墨子与边沁的功利主义进行分析比较，试从这些比较中来探寻两位先辈的功利主义思想给予现代社会与人的启示 一、功利主义概要 “功利主义，亦称功利论功用主义，通常指以实际功效或利益作为道德准则的伦理学说。”[1]317“宽泛地说，这个理论（功利主义）认为，一个行为的正当与错误是由它所产生善的、好的（快乐、幸福）或坏的、恶的（痛苦、罪恶）后果所决定的。一个人应该选择的道德上正当的行为，是在所有能选择物中可能产生最大的愉快、最少的痛苦的行为。”[2]1235 功利主义在中西方都有其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过程。在中国，功利主义思想与义利之争紧密相连，而西方功利主义萌芽于古希腊时期伊壁鸠鲁的快乐主义学说，发展至18世纪末与19世纪初期，正式成为哲学系统 墨子的功利主义思想基本观点便是“兼相爱，交相利”和“尚利贵义”，曾激励了一批墨者为维护和平而不断奔波于各个诸侯国之间，为“兴天下之利”而舍弃自我之利，奠定了中华民族的个人牺牲主义和侠义精神。边沁则集众家之所长，进行系统整合，其思想基本上可以用“苦乐原理”“效果论”“功利原理”“最大幸福原则”概括。边沁对“功利主义”定义为：“它（功利主义）按照看来势必增大或减小利益有关者的幸福的倾向，亦即促进或妨碍这种幸福的倾向，来赞成或非难任何一项行动。”[3]58其所创立的功利主义对18世纪后期的英国极具影响力，不仅推动了民众观念的巨大变革，更促进了资本主义的法律和政治秩序的建立 二、墨子与边沁功利主义比较 （一）墨子与边沁功利主义的共通 1.人性基础：趋利避害 墨子与边沁功利主义的共通之一，莫过于对人性的判断。“我欲福禄而恶祸祟”[4]124，意指我们喜欢福禄而厌恶祸患，显然强调了人趋利避害之本性。“人之与人相贼，君臣不慧忠，父子不慈孝，兄弟不和调，此则天下之害也。”[4]71等大量言论更是直指由于人趋利避害之本性，造成人性之恶。墨子“凡五谷者，民之所仰也，君子之所为养也”[4]15之言肯定了人的物质要求，但是他反对亏人自利的行为。意在劝诫统治阶级因人趋利避害之本性，而奉行天志，实施充满仁义之道的统治措施，满足天下万民的基本物质需求，进而维系政权的稳定。在这个人性基础之上，墨子极力以其一系列言论来论证：不论是一般平民、士大夫、公卿乃至各国诸侯，均应该趋利避害 边沁在《道德与立法原理导论》中，这样写道：“自然把人类置于两位主公―快乐和痛苦―的主宰之下。只有它们才指示我们应当干什么，决定我们将要干什么。是非标准，因果联系，俱由其定夺。凡我们所行、所言、所思，无不由其支配：我们所能做的力图挣脱被支配地位的每项努力，都只会昭示和肯定这一点。”[3]57这就是苦乐原理，它折射出的关键在于人类由快乐和痛苦主宰，它们驱使着人们做出一系列行为，人在抉择中会趋利避害，尽一切可能去逃避痛苦，追求快乐。因此，鉴于每个个体都想趋乐避苦，那么对利益的追逐便内化为一种根本属性和发展动力。与此同时，边沁认为当个体在为增大自身幸福而努力的过程中，恰好也能实现了利他、利社会。因为每个人天性中存在的自爱、仁慈、同情等情感会使自利和利他并不冲突 2.终极归宿：社会利益 在墨子和边沁看来，天下之利（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是功利主义的最高目标，也是最高的道德准则。他们在对利己、利他进行论证之后，将这种“利”引向了大多数人的利益，也就是社会利益。社会利益作为最高目标，亦是功利主义的最终归宿 在《墨子》一书中，我们可以发现墨子对“利”有明晰的界定，即利天下、利人、利己，而其中最根本的就是“利天下”。“仁人之所以为事者，必兴天下之利，除去天下之害，以此为事者也。”[4]71“善利天下，不必于己有用。杀己以利天下，亦为之。”[4]247等言论反映了墨子将“利天下”作为己任的崇高要求，甚至不惜以牺牲自我而使天下获利，从而到达其功利主义的最终归宿，即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