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南北“两京”的成本与风险.docx

明朝南北“两京制”的成本与风险《徐显卿宦迹图》中的明代皇极殿。　　（文/十年砍柴）　　清顺治十七年（1660年），距崇祯煤山自缢已经16个春秋了。尽管南明永历帝的流亡政权还存在于西南的崇山峻岭中，但大多数士民相信：大明朝是真的亡了。　　这年秋天，大儒顾炎武在江宁（南京）城，写下了一首风格凄凉的诗《重谒孝陵》：　　旧识中官及老僧，　　相看多怪往来曾。　　问君何事三千里，　　春谒长陵秋孝陵。　　明亡后，以遗民自居的亭林先生数次拜谒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在南京郊外的陵寝孝陵。这一年他更不同寻常，春天在北京城北郊的昌平拜谒埋葬明成祖的长陵，秋天又赶到南京孝陵来谒太祖。　　孝陵和长陵，对南京和北京而言，极具象征意味。这两座大明的都城，可以说分别是属于太祖朱元璋和成祖朱棣的都城。　　北京：高度“胡化”的土地　　不知道顾炎武在孝陵前，会不会回忆起春天在北京城看到的人与事。皇都尚在，衣冠已非，紫禁城里住着的已经是来自关外的满人爱新觉罗氏。而江宁府城南京，虽然仍是东南膏腴之地的中心城池，但已非前明时的留都地位。它与北京不再是分据南北要津的两大都城，在政治地位上，和其他的名城如杭州、苏州、成都一样，必须仰视北京。　　满清和蒙元一样，都是北方的游牧民族征服了南面文化更发达、人口更多的汉族而入主中原。对中华的士民来说，满清皇帝是征服者，满清朝廷是外来政权。而对满清统治者来说，和蒙古人一样，他们把整个中国看做自己的战利品，无论对关陇、幽燕、齐鲁、河洛，还是江南、巴蜀、岭南，一视同仁皆是其新占的地盘，他们重视的是自己发家的关外或漠北，那里才是他们的“老营盘”，是留后路的地方。　　而明朝则不一样，这是赵宋灭亡后近一百年，一个将“鞑虏”驱逐出去光复中华的汉族政权，这也是中国历史上很少见的北伐而非南下统一中国的政权。江南，才是他们的根本重地，是朱明王朝的发祥地。而且，当明朝的大军在徐达、常遇春率领下攻占元大都，收复幽燕之地时，这块土地从后晋石敬瑭割燕云十六州开始，经辽、金、元，已被异族统治了四百余年。可以说，这是一块高度“胡化”的土地。　　明朝的“两京制”，是在这样历史背景下产生的。尽管，其直接的原因乃是朱明王室的一场内讧——燕王朱棣取代了侄子建文帝登上皇位。明孝陵　　定都问题是朱元璋的心病　　在元末群雄并起时，朱元璋从自己的老家淮河流域一带经营，一点点向南扩充，取应天（南京），占浙西，“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南京附近的州县是其取得天下的根据地。他建都南京后，扎稳基本盘，进而挥师北上是明智的选择。　　南京对朱元璋而言，在削平南方群雄后建立政权的初期是最合适的政治中心。一旦北伐成功，将蒙元皇帝逐到漠北，从西北嘉峪关一带，到关东白山黑水之地，都属于大明朝时，处于长江下游的南京城便不是合适的都城。　　从朱温灭唐，经五代十国大乱后，中国的政治格局从东、西竞争变成了南、北竞争。朱温灭唐前，无论是周武王东征灭商，秦始皇灭六国一统天下，还是刘邦以汉中为根据地取得天下，或是隋、唐两朝依据关陇集团统一中国，关中一直是统治者的根本重地，他们针对西北要重点防范的是游牧民族，依靠函谷关进可谋东部富饶之地，退可“一丸泥封”，保持根本之地。长安、洛阳的两京关系便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形成的。　　从赵宋开始，东西关系转为南北关系，南面的汉族政权面对最大的威胁是北部的游牧民族，因此渤海之滨、燕山之麓的北京成为了“南北竞争”中最重要的据点。汉族政权失去它，必然只能偏安南方；游牧民族占有它，则可挥鞭南下。　　朱元璋当然明白这个道理，他知道要维持一个疆土远超宋朝、不亚于汉唐的大帝国，南京并不是合适的首都。在位三十一年内，定都问题几乎成了朱元璋一块心病。历鉴前朝，凡定都金陵者，多是偏安，且国祚不久，朱元璋很忌讳这点。南京距离北部边疆千里之遥，天高地远，鞭长莫及，难以防范北方游牧民族的威胁。而且南京附近的吴越之地比外省太过富饶，反而容易使皇帝安于现状，不思进取，视边患为无关痛痒的小问题。　　北京做都城最具战略价值，然而当时明朝军队刚刚从元朝手里收复大都，城池和周边州县还欠繁华和富裕，且胡化了四百余年，与淮河和长江流域的文化有隔膜，对主要生在江淮、浙西的明朝开国功勋集团来说，定都在一个完全陌生的地区，心里总是不踏实的。朱元璋还曾派太子朱标巡查长安、洛阳和开封，想选择汉、唐、宋的故都为首都，然而经过一次次战乱，关中已经残破，丧失了作为一个大帝国都城的条件，洛阳亦是如此。开封处在无险可守的大平原上，最易受敌，战略位置很不适宜。　　朱元璋甚至想把首都迁到故乡濠州钟离——明朝建立后，皇帝故乡作为龙行之地升格为凤阳府，将凤阳定为中都，派官员督民工在此进行多年营造宫殿，把老家建设得富丽堂皇。但营建凤阳府不过是贫民出身的朱元璋实现一种“富贵还乡”的人生理想而已，和外地发财的人回老家买地、建豪宅一样，精神层面的价值大于实用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