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发展社会学.ppt

华中农业大学2011年本科生秋季课程发展社会学 主讲人：狄金华 博士 ●诉苦 苦是如何被塑造出来的 “苦难”与阶级：在现实与表达之间 对于发生在40年代末期和50年代初期土地改革中的阶级划分和诉苦过程，人们一直存在许多的疑问。关键的问题有两个：一是当时的阶级划分是否有现实的基础？换言之，当时的社会分化和阶级类别在中国农村是否为客观的存在？二是农民在诉苦和忆苦思甜中所诉说的苦难究竟是真实的还是虚构的？ 黄宗智在其“中国革命中的农村阶级斗争”一文中极富洞见地提出了一种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案。他使用“客观性结构”、“表达性结构”、“客观性主体”、“表达性主体”四个维度来表述其间相互关联相互作用的复杂多重关系，从而对有关农村阶级斗争中表达和实践之间的关系提出了一种解释。 土改的实践并不是简单地依据村庄的客观结构。无论是在主体还是结构层面，都是由表达来完成客观行动和客观结构之间的中介作用的。共产党保持着阶级区分存在于每一个村庄的幻象。其选择的政策是在每一个村庄发动类似于善恶相对的道德戏剧表演的阶级斗争，并试图动员所有的农民和城市知识分子来支持党的决定。 农民生活世界中的分类 土地改革之前的农民（那时阶级的分类框架还没有引入）虽然没有阶级分类的意识，但却有着自己的社会类别区分和评判，这是农民生活世界的分类图式。 “财主”、“东家”与“受苦人” “门头”、辈份、性别 贫富之分、亲缘之分和道德之分是农民对自己生活于其中的社会世界的分类。从这种日常生活中的“自然”分类，转变到革命中和革命后的意识形态化的阶级分类，土改运动特别是其中最为常用的“诉苦”是分类转变的重要机制。 ●诉苦 诉苦的技术 已有的对土地改革过程中诉苦的研究正确地指出了诉苦作为一种权力技术，是重构社会认同、划分阶级，进而实现对农村社会重新分化与整合的努力。 除了诉苦斗争大会，还有启发农民阶级觉悟的各种诉苦方式。 谁在诉苦—农民述地主的苦 —媳妇述婆婆的苦 一首土改时期的“翻身妇女之歌”直接表明了日常生活与作为外部力量的国家的关系： 　　同胞们，众姐妹，真呀真受气，从前的社会太不良呀，他们压迫妇女赛虎狼。唉呀唉唉哟，他们压迫妇女赛虎狼。 　　大姑子，婆母娘，狠呀狠心肠，他们吃饭叫俺喝汤呀，这事提起来就泪汪汪。（重句） 　　丈夫呀，不清洁，闲呀闲事多，他听别人的挑拨呀，半夜三更回家打老婆。（重句） 　　共产党，八路军，好呀好政策，领导咱们妇女翻了身，记住咱和毛主席一条心。（重句） （《人民日报》1947年3月7日第4版） 第二节 统购统销与农村合作化运动 在改革开放前，中国经历了从20世纪50年代初到70年代末近30年的国家工业化的资本原始积累过程。其主要的方式是：在国家高度集中的垄断经济体制下，全额占有城乡各种资源；全环节控制工业、农业和其他各产业的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等全部经济过程，从而由政府占有城乡劳动者的全部劳动剩余价值，然后通过国家财政的再分配，转化为城市工业资本的原始积累。 政府在农村通过“统购统销”的流通体制和“人民公社”的组织体制这两个相辅相成、互为依存的制度体系，直接获取了农民基本生存消费之外的全部农业剩余，以保证处于起步阶段的城市工业稳定获得低价原材料供应和工业劳动力简单再生产的食品供给；而在城市，则是以非商品交换的计划体制的内部分配，通过低工资和消费品的计划配给方式，来获取城市工人劳动的剩余价值，转化为国有工业扩大再生产所需要的投入。 一、统购统销和农村合作化运动的背景 背景之一：建国初期的国际形势变化 建国之初朝鲜战争前后国际形势的巨大变化，国内于1952年（国家“一五”计划开始）兴起的重工业优先的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原始积累，以及没有外部市场条件下工业品对国内农村市场的需求，亦即工农两大部类交换的需求，是国家在1953年提出“社会主义改造”并在短时期内建立农业集体化制度的根本原因。 1、建国之初中国的新民主主义发展战略 2、朝鲜战争与西方封锁下的中国工业化决策 首先是国防的需要 其次，战后中国不可能被西方主导的市场经济所接受，而是长期被美国为首的西方“经济封锁”，于是只能接纳苏联主导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系。3、中国的国家农业化积累除了让农村和农民作出牺牲外没有其他选择。 背景之二：土改之后的国内经济矛盾 1、1950年代初的粮食供给需求形势 就在土改结束的当年，粮食和其他农产品产量连续3年大幅度增加之后，却出现了对城市供给短缺。1952年粮食收购只增加了11.6%,而销售增加了44.7%。到1953年9月，国家粮食收购计划只完成了80.1%,而10月份的粮食销售比上年同期增加了31.3%，供需缺口在40亿公斤以上。 ?2、解放前的粮食过剩 在解放前，地主是对应中国城市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