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学语文课究竟应当如何上.doc

中学语文课到底应该怎么上 刘立泰 著名学者、原华东师范大学教授施蛰存老先生在接受王丽女士的采访时，有一段问答： 王 丽：现在老师讲课文一般都是按照“段落大意——中心思想——写作特点”这样讲，您怎么看？ 施蛰存：这些都是苏联的花样。1953年学苏联，华东师大请来一个苏联专家，给我们讲中学应该怎样上课，我们听得好笑。他说你们教师上课，一定要准备好教案，讲完最后一句，刚好打下课铃。我们听了发呆了。后来我们讨论，我说这很容易。我上课放一个表在桌子上，45分钟得课，上到41分钟，我就开始总结，总归可以的。后来才知道，这个苏联专家是一个中学教师，真是可笑极了。 诸位看了施蛰存老先生的回答作何感想？ 20世纪50年代的前苏联，作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独裁化了的马列主义指导下，经过斯大林近30年的专制独裁统治，已经形成了一套非常完善的集权体制，教育领域自不例外，其僵化的教育体制和教条的教学方法，与当今中国的教育已没有多大差别，早已游离于世界现代教育发展的体系以外。这时中国学苏联正学的热火朝天。 20世纪上半叶，中国教育已经与现代欧美教育接轨，学苏联的结果，就是全面打断了中国教育与欧美教育一体化发展的进程，在今天看来，这是一个历史性的大错误。当时的中国各行各业都从前苏联聘请专家来指导工作，结果当时的华东师范大学就把一个普通中学教师当成教育专家给请来了，而且还要给华师大的教授们上课，传播前苏联那套僵化而教条的语文教学模式。 施蛰存老先生在五四运动以后，就读过旧中国的4所现代大学，20年代就当过中学语文教师，写过小说、散文，当过文学编辑，30年代开始就在云南大学、厦门大学、暨南大学当过教授，出版过9部短篇小说集，翻译过多部文学作品，1950年任大同大学、光华大学和沪江大学教授，1952年院系调整后任华东师范大学教授，直到退休。让一个当时已近知天命之年的著名大学教授听一个苏联普通中学语文教师上课，本身就是恶作剧，是故意让大学教授们斯文扫地，感受耻辱的滋味。 中国在近代被欧洲列强打开国门以后，历代统治者那种天朝大国惟我独尊的心态一下子走到了另一个极端，变得在洋和尚面前俯首帖耳，唯唯诺诺，百十多年下来，已经习惯了让洋和尚耳提面命，中国共产党人也不例外。于是就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从前苏联请了个小洋和尚来念经，如果到一所中学里去念经，也让人不好说什么，都是中学教师嘛！然而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和尚（无知者无畏）竟跑到中国的高等学府里念了起来。真是“外来的和尚好念经”，差点把大学教授们唬住。 施老先生在半个世纪前就看不惯前苏联那套僵化的、教条的教学方法，然而斗转星移，半个世纪后的今天，中国教育已完全接受了前苏联那套玩意儿，在前苏联给我们建造的夜郎国里出不来了。因此，在世界进入21世纪的今天，中国不少教育界人士仍然大言不惭地吹嘘中国的基础教育搞得如何好，美国如何不行。可这些人没想想，中国大陆这么行，为何半个世纪以来世界上重大的科学发现和发明中国大陆一项也沾不上边？为何与诺贝尔奖无缘？为什么台湾籍和香港籍的科学家那么多人获奖？为什么杨振宁教授说大陆要想获诺贝尔奖还要等30年？中国人口口声声说要辩证地看问题，但在夜郎国里自我膨胀起来后一点也不辩证！ 更令人可笑的是，前苏联10年前就已经解体了，人家对先前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那套僵化的教育制度早已进行了彻底的改造，不仅在教育体制、学校制度、教学制度、教材编写和教学方法等方面早已与欧美接轨，在教育思想上也早已把凯洛夫、赞科夫和巴班斯基等人抛弃了，苏霍姆林斯基在俄罗斯也早已不再风光，我国著名科学家钱学森先生早在1986年就说过，我们因接受凯洛夫的影响而吃了大亏，但中国的教育界人士至今也不思悔改，仍然死死地抱着前苏联那套僵化的、教条的东西不放。时代发展了，科学技术进步了，中国的许多学校已经有了微机房和多媒体等现代教学设施，但在教学方法上，依然是新瓶子装旧酒，穿新鞋，走老路！张翼健先生描述的我国中学语文教师的教学模式非常典型： 但我们现在的情况是：教师上课，尤其是上“观摩课”时，一定要在课前严格地安排教学中的每一细小步骤，安排每一步骤所用的时间，甚至课堂上所讲的每一句话。领导和听课者的批评也常常是：这一环节耽误时间了，那几个步骤弄乱啦，某个预定的内容没讲到啦，某个知识点没抓住啦等等，不一而足。如果压堂（课没讲完）或提前结束，那这堂课便“砸”了。这样以来，弄得教师战战兢兢，如履薄冰。不但事先要排演过好几番，以便到时万无一失，另外，也使得教师害怕学生在课上提问，以致打乱预定的教学程序。如果一堂“观摩课”能顺顺当当地进行下来，教师松了一口气，领导和听课者也满意了，大家皆大欢喜。然而，这种形式主义的教风对语文教学究竟带来了什么？ 这就是当前全中国的所有学校里通行的教学模式，“观摩课”是这样，评“教学能手”也是这样，这是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