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崛起的路径.doc

公方彬：中国崛起的路径 2013-05-28 13:28?《紫光阁》?字号： 原题：中国崛起呼唤核心价值观—访国防大学教授公方彬 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党的十八大提出的一项战略任务。为满足读者的需求，记者专程采访了在国内最早提出建设中华民族核心价值观的国防大学教授公方彬。 大国崛起和平发展的需要 记者：2006年召开的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第一次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战略任务，有人介绍您在其中做过很多工作。请谈谈您的思考。 公方彬：中国共产党有建设和谐世界与和谐社会两大目标。两个目标的实现都离不开核心价值观的支持。 首先看和谐世界建设。很长一段时间，世界存在着所谓的“中国威胁论”。若干年前，我上报一个分析报告。主要观点是：国家间存在着政治博弈、利益博弈、核心价值观博弈。目前，大国博弈已经或者正在进入以核心价值观为支点的时代，这给我们带来很大的挑战。 我们先看政治制度博弈的特点。上个世纪90年代以前，形成了以美苏两大霸主为首的两大政治集团的对峙。那个时候，国家交往关键看政治制度。只要社会主义国家存在，政治制度的博弈就不会消失，但各国不再唯政治制度马首是瞻，已是不争的事实。 再看利益博弈的特点和规律。如果一个国家和民族，所有行为的目的，只是为满足本国家本民族的利益，就不敢言大国，至少不敢言是负责任的大国，因而也就无法产生道义力量，不会形成强大的国家软实力。 核心价值观的博弈凸显出来后，我们的压力要大于西方。政治制度的博弈是你死我活的，要凝聚本集团的力量相对容易。而核心价值观的博弈，虽然内含政治，但外显的却富含文化，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政治对抗的尖锐性。 从精神调节力上讲，西方国家有三大调节力量：政治调节力、宗教信仰的调节力、职业意识或职业精神的调节力。一个调节力弱化后，仍有其他调节力作补充，因此，博弈规则的变更对其社会影响不是很大。而我们国家主要是依赖政治调节力。因为宗教信仰在中国并不具有很大的精神和社会调节力，因为中国不属于宗教传统国家，且儒道佛三家对人的灵魂关照远远不够，甚至说很多情况下，其实是在满足人的功利目的而非精神需要。西方社会有着深厚的宗教传统，正如但丁所言，西方有两个太阳，一个是政权，另一个是神权。西方的宗教信仰便存在着强大的精神调节和引导能力。至于职业意识，这是伴随工业大生产而来的，西方有几百年的历史，因而大众形成了很强的职业意识或职业精神。中国是一个农业经济的社会，甚至到改革开放前，中国参与工业生产的人口比例并不大，再加上某些不良文化因子的影响，这种调节力到今天仍然难以发展成大的精神调节力量。如此情况下，当政治制度的博弈弱化后，很容易导致精神调节力的真空。 多年来，我一直在做一个《大国策》的课题，目的是向决策层提出建议，其中就包括怎样构架一个民族的精神世界，怎样丰富和增加我们的精神调节与引导力。作为执政党来讲，这个问题必须解决，否则精神力量真空对稳定和建设都会带来很大的危险。 由于核心价值观影响的是制度设计和权力的运行，进而影响到思维方式和话语系统，因此导致同样的问题在不同国家和社会产生不同的解读。处理不好，便会发生冲撞。 例如，北京奥运会我们搞了个圣火境外传递，当时的想法很好，借此弘扬奥运精神，向世界展示一个开放强大的中国。但在欧美国家的反应大出我们的意料之外。之所以出现这个结果，有西方冷战思维的原因，但不能否认也有核心价值观差异造就的不同思维方式和话语系统的原因。记得一位奥运官员到国防大学演讲时说：到我这个年龄，已经很难流泪了，但当我看到到处是国旗形成的红海洋时，眼泪哗地就下来了。问题是你中国人眼泪下来了，别人的眼泪肯定下不来。 有些西方人把中国看作是进了瓷器店的大象，表面看很柔和，并且尚未碰碎什么，但瓷器店的老板已经惴惴不安了。他担心大象的鼻子一甩，就把一个罐子给打碎了，一转身又把一片给打倒了。为什么有这种担心呢？他们说，关键不知道中国人按什么套路出牌。他们认为，世界大国在国际事务和地区事务中担任什么角色应该是清晰的，但中国在这个问题上是很含糊的。时至今日，世界上还有人仍然在激辩中国是什么性质的国家。 我们党和国家领导人到西方访问，一再向世界阐明：中国是和平的力量，坚持和平发展的道路。然而，这又涉及到中西思维方式的差异。西方人认为“政党要轮替，政府要换届，总统是靠不住的”。他们认为，核心价值观是流淌于一个民族的血脉，渗透于民族骨子里的东西，是永恒不变的。西方的核心价值观早期是自由、平等和博爱，现在是民主、自由和人权，北欧增加了公正和互助。核心价值观不仅不会因政党轮替、政府换届而变化，并且还由此决定着政党和政府的理念和行为。 因此他们说：中国要让世界知道崛起后将按什么套路出牌，就应该把国家和民族的核心价值观告诉世界。诚然，我们并不认同他们的逻辑和思维，也不会依照其制定的规则套路行事，但却必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