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丕《典论·论文》.pptVIP

《典论·论文》曹丕 《典论·论文》主旨 在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上，曹丕《典论·论文》极其受人注目。鲁迅先生因而认为：“曹丕的一个时代可说是‘文学的自觉时代’，或如近代所说是为艺术而艺术的一派”（《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不容否认，建安时期“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文学创作表现出与前代经学束缚下很不一样的风貌，但是创作与理论并非可以划等号，尤其当一些理论只是准文学理论时，更是如此； 就文学理论批评而言，《典论·论文》确实提供了许多新内容，比如扬雄《法言·吾子》讲“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是在“则”的前提下，肯定诗赋之“丽”的美学追求。而曹丕直言“诗赋欲丽”，通脱得无以复加，把诗赋文体的审美和娱乐功能特征推到极致，似乎完全置道德教化等实用功能于不顾了；《世说新语·巧艺》第l条注引曹丕《典论》曹丕自述说：“戏弄之事，少所喜。唯弹棋略尽其妙，少时尝为之赋。昔京师少工有二焉，合乡侯、东方世安、张公子，常恨不得与之对也。” 两汉记述经学家人格，经常赞扬其少不好“戏弄”，曹丕却不然，对于文艺之事，曹丕有意夸张自己的痴迷，将它们从政治、道德以及功用中抽离出来，其实正是希望士人沉湎于此类事物，忘记政治纷争与道德准则。陈寅恪《书〈世说新语·文学类·钟会撰《四本论》始毕〉条后》说：“东汉中晚之世，其统治阶级可分为两类人群。一为内廷之阉宦。一为外廷之士大夫。阉宦之出身大抵为非儒家之寒族，所谓‘乞匄携养’之类。（《三国志·魏志》陆《袁绍传》裴注引《魏氏春秋》载绍檄州郡文中斥曹嵩语。） 其详未易考见，暂不置论。主要之士大夫，其出身则大抵为地方豪族，或间以小族。然绝大多数则为儒家之信徒也。职是之故，其为学也，则从师受经，或游学京师，受业于太学之博士。其为人也，则以孝友礼法见称于宗族乡里。然后州郡牧守京师公卿加以征辟，终致通显。故其学为儒家之学，其行自必合儒家之道德标准，即仁孝廉让等是。……然则当东汉之季，其士大夫宗经义，而阉宦则尚文辞。士大夫贵仁孝，而阉宦则重智术。”（《金明馆丛稿初编》）其见解十分精辟，对于曹操发布举贤令以及曹丕倡言“诗赋欲丽”，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足证这些举措和主张，无非是其政治伎俩。 研究者或被迷惑，所以才往往将曹丕理解为“为艺术而艺术”的代表。建安时期血雨腥风，很难设想，曹丕会作一篇与现实政治完全无关而纯论文学的文章，退而论之，即使要论文，其潜意识流露的也还是政治的谋略，这似乎更符合实情，对《典论·论文》也应作如是观，这才是对曹丕其人之“知人论世”。而曹植最终失去曹操的宠爱，似乎也不在于他酗酒犯规，主要缘于曹植的政治立场有时偏于士大夫一边，《魏志·陈思王传》裴注引《文士传》，曹植的亲信丁廙对曹操称赞曹植“天性仁孝”，相对曹操与曹丕，曹植的儒家色彩比较浓郁； 曹植《与杨德祖书》说：“昔仲宣独步于汉南；孔璋鹰扬于河朔；伟长擅名于青土；公干振藻于海隅；德琏发迹于大魏；足下高视于上京。当此之时，人人自谓握灵蛇之珠，家家自谓抱荆山之玉。吾王于是设天网以该之，顿八以掩之。”他对七子归魏前所用动词，均赋予个体昂扬独立的意识，而“吾王”之“该之”、“掩之”，显然含有约束规范甚至扭曲的意味了，曹氏并非出于尊重文才的缘故将此辈召至麾下，而是曹魏控制思想舆论的一种政治举措。 从《曹植集》残存的《送应氏二首》、《赠王粲》、《赠徐干》、《赠丁廙王粲》等来看，七子们归魏后心情并不舒畅，曹植十分同情并加以宽慰，则与“吾王”将此辈仅待之以文学侍从的初衷相背离，并且与“内廷阉宦”的“尚文辞”、“重智术”相背离。曹植在政治上被曹操遗弃，也是必然的结局。 曹丕谈论文之“四科”，仅着眼于文体风格，尤其是谈论诗赋，只强调“丽”，与前之论诗、赋，讲美刺，讲讽谏，便大有不同，但是这种不同，并非是文学的“自觉”，而是政治上的居心，他避讳谈论道德教化，这与曹操的“举贤勿拘品行”，作为政治策略是一脉相承的。陈寅恪上文还指出，曹魏要达到其篡汉目的，“则必先摧破其劲敌士大夫阶级精神上之堡垒，即汉代传统之儒家思想，然后可以成功。”（《金明馆丛稿初编》）《典论·论文》作于建安末年，是在曹魏代汉的前夜，这一转折虽是大势之所趋，然而必定会引起天下人心的剧烈震荡，特别是受儒家经学浸淫至深的士人，他们会起而抵制。《典论·论文》主旨就是要消弭这种抵抗情绪，摧毁士人的“精神堡垒”。 荀彧和曹氏父子关系极为密切，《魏志·荀彧传》注引《彧别传》，说荀彧为尚书令，曾进言于太祖说：“昔舜分命禹、稷、契、皋陶以揆庶绩，教化征伐，并时而用。及高祖之初，金革方殷，犹举民能善教训者，叔孙通习礼仪于戎旅之间，世祖有投戈讲艺、息马论道之事，君子无终身之间违仁。今公外定武功，内兴文学，使干戈戢睦，大道流行，国难方弭，六礼具治，此姬旦宰周之所以速平也。既立德立功，而又兼立言，诚仲尼述作之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