壮志何时遂,昂头问太清。这是梁方仲先生还是小孩子时.PDF

“壮志何时遂，昂头问太清。”这是梁方仲先生还是小孩子时 的豪迈之语。其时他虽然立志高远，但大概还没想到日后可以赢得 “一代经纶独贯穿”的美誉，更不会想到自己将以“图写鱼鳞十段 锦，徭均鼠尾一条鞭”（杨联陞语）闻名于世吧？晚年的他是否仍会 有“壮志何时遂”的感慨呢？一个优秀的学者，在生命的末期大抵 总不会认为自己壮志已遂，因为优秀的学者总是勤勉不已、孜孜以 求的，也总是满怀雄心壮志的。在梁先生诞辰一百周年之际，每一 次阅读先生的相关著述，总能不断激发我们对学术的追求，以及对 未来新的希望。本文将从梁先生晚年的研究讲起，讲述他学术上的 贡献以及其后学者们在相关研究上的进展，以此纪念这位伟大的前 辈。 一、晚年遗作及研究 如果说梁先生的研究是以《一条鞭法》为起步的话，那么《中 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则可以说是他早年壮志宏图的接 续，因为他早就发现诸如《实录》和《会典》所载数据有很大出 入，所以诸如《明代户口田地及田赋》这类统计表，“职能仅是将这 些矛盾参差的各种记载，明白简单地提示出来而已。”这也是他晚年 进一步展开数据辨析研究的努力——面对主客观条件下进一步深入 研究的制约，整理已有记载的数据似乎是唯一可以“留赠来者”（陈 寅恪语）的伟大工作。该书也的确显示了空前绝后的气象，以今日 的电子资源条件及世风学风之变，恐怕确实也再不会有人做此类工 作。不过，直到计算机已非常发达的今天，计量研究仍然受到很大 的限制，因为在历史学这个领域，计量背后需要大量的文献准备工 作。《统计》一书是公认的有关计量研究的力作，细心的读者可以发 现即便是单纯的表格也未必是数据的直接抄录。刘志伟教授已指出 此书其实是梁先生计划的工作的第一步，接着的工作是“为后人指 出从这些官方数字出发，逐步深入揭示社会经济事实的一条路径”。 但读者依然可以看到的是，在这第一步中，充满着对一些数字的考 订和辨伪，大量的编者注和数据选取的解释充分说明了这一点。今 天我们看梁先生的藏书和眉批，可以感受到这种统计着实必须建立 在广泛阅读大量文献的基础上。他勤快地做笔记、积累数据，再行 分析。他非常注意同时期西方人和日本人的研究数据，比如，在他 明代社会经济史专题的笔记中，另外抄录有西方学者Otto Berkelbach van der Sprenkel 《明代中国的人口统计》一文的表格 和数据（这次阅读笔记后来便成为《〈明史·食货志〉第一卷笺证》 的一小段），在特殊年代还能保持的这种世界性眼光，继续关注《东 方与非洲研究院学报》这类刊物，让人多少有些惊讶和感慨。 《〈明史·食货志〉第一卷笺证》从内容看可确定为他生命最后 阶段的研究，刘志伟教授总结为“以笺证的方式，发挥了研究者对 与有关制度相联系的社会现实的解读”。仔细阅读过的人就会明白数 据在梁先生心目中的比重及其应用与历史事实和历史过程的接近程 度。如果先阅读他的笔记和《中国经济史讲稿》中以《明史·食货 志》为主线展开的“明代社会经济史专题”讲演，则不难发现这个 以遗稿形式刊发的《笺证》显示的梁先生后期较为成熟的思路，基 本是他经济史讲授思路的进一步升华。 众所周知，《明史·食货志》删削有度，寥寥数万言即勾勒出有 明一代的经济大势。但由于过于扼要，导致不时歧义或“陷阱”纷 出，譬如年代不清、制度混乱、计数含糊及错讹等问题。因此，很 有必要对文献进行进一步解释和研究。日本明清史学界二战后在和 田清先生领导下，完成了代表明代经济史研究基础性集成的《〈明 史·食貨志〉訳註》（東京：東洋文庫，1957；修订版于1996 年由 山根幸夫先生最终完成）。梁先生之后，又有不少学者相继完成出版 了关于《食货志》的一些校注及考证，但整体未完全超过日本学者 的研究，一定程度上是因为中国学者将更多注意力分散于关注“志 －稿志－志稿－定本”之间的因循这样的《明史》史源编纂问题。 一般而言，学者集中于关注王原志和万斯同稿志，还有王原志所依 据的《明实录》和《明会典》的记录，李洵先生已做了一些比对， 并提示了《艺文志》所载的各种社会经济资料专集在史源上对食货 志的编纂有一定影响，但具体段落的史源如何则尚不十分清晰。而 梁方仲先生除了提示出《食货志》的《实录》、《会典》和《续文献 通考》等史源外，更指出了众多学者所未能注意的一个关键问题： “按《明会典》与《明实录》所记的户口数字，系来自两个不同的 体系：前者乃造册户口数目，亦即系根据黄册所载的额数而编成 的；后者是根据每年各地奏报的数字而编成的，亦即为当年的实征 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