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有待于历史学者的自省、自觉,.PDF

16 史学理论研究 2013年第 1期 未来中国新文化史的建构或者说理想的新文化史，主要不是移植社会学、人类学的理 论和方法，而有待于历史学者的自省、自觉，只有在经过历史学训练的专业工作者自觉意识 到了新文化史的意义之后，成熟的新文化史作品才能批量呈现。从 目前已有的成果看，国 内外研究中国历史的学者对此已有相当程度的自省，相当多的研究者知道历史学必须改 变，单纯以阶级斗争的方法、理论去解读丰富多彩的人类历史肯定不行。在国内学者中，南 开大学、山西大学等一批与社会学有着比较久远历史渊源的学者，是比较 自觉地运用社会 学理论、方法从事新文化史研究的先驱，他们的成果即便还有某些方面需要继续完善，但依 然是迄今为止的典范之作。 山西大学的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人才济济，成果丰硕。由乔治强先生主编的 《中国近 代社会史》是上世纪90年代最早的近代社会史著作，对于推动国内近代史研究的多样化启 发多多。按照这个思路，乔治强、行龙稍后又有 《近代华北社会变迁》，从社会而不是从政 治的角度描述华北的社会生活、社会功能、社会构成，从人口、家庭、宗族、社区、阶级、阶层 等诸多要素描述华北地区在近代的物质生活、精神生活、人际关系等复杂且多重面相，极大 地丰富了历史学的表达，尽管作者、评论者都没有从新文化史角度发挥，这些作品其实就是 中国新文化史的有益尝试。 近代中国社会史的一般研究为历史重述提供了一种可能，但是真正能够引起历史学发 生革命性变化的作品，肯定是那些具有独到心得的深度研究。行龙的 《以水为中心的晋水 流域》、赵世瑜的中国民间寺庙文化研究、池子华的 《中国近代流民》、王振忠的徽州社会研 究、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对上海城市文化史的研究等，不论使用怎样的学科名义，其 实都多少带有新文化史的特征。 国内学者接触新文化史的理论还是迟了一些，国外的中国近代史学者在这方面具有得 天独厚的优势，李怀印的中国近代乡村社会研究、王笛的茶馆研究、卢汉超的乞丐文化研究 等，均较国内学者在理论上更自觉，在方法上更圆融。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国内研究者也 会一步一步赶上来，国内学者在资料收集、甄别、释读上的得天独厚，也一定会 日益显现。 一 个全新的新文化史学科，一定会渐渐成为近代中国历史研究领域中的一门显学，因为新 文化史毕竟提供了更为方便的历史学表达方式。 寸有所长而尺有所短 ：新文化史述评 俞金尧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 研究员) 在西方，新文化史的研究高潮出现在20世纪的80、90年代。“新文化史”研究早在20 世纪60、70年代就已经在西方史学界出现了。新文化史经典之作 《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 (E．P．汤普森著)在 1963年问世，《夜间的战斗》(卡洛 ·金兹堡著)也在 1966年出版。70 年代较有名的作品，包括拉杜里的 《蒙塔尤》(1975年)、卡洛 ·金兹堡的 《奶酪与蠕虫》 (1976年)、彼得 ·伯克的 《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和社会》(1972年)和 《现代早期欧 洲的大众文化》(1978年)，等等。如果把那些本身不属于新文化史研究，但对后来新文化 新文化史笔谈 17 史研究的发展影响很大的作品也箅上，那么，在60和70年代，重要的著作还应包括米歇 尔 ·福柯的一系列著作和海登一 特的 《元史学》(1973年)。之所以出现新文化史研究， 从史学内部来说，是对以前研究历史的方法的反动，尤其是针对新社会史的研究方法的不 满；而从更广泛的学术背景来说，历史学家对文化的兴趣，也可以看作是对60、70年代西方 学术界 “文化转向”的一种反应。那时，性别研究、后殖 民研究、记忆研究、影视和广告研 究、同性恋研究、多元文化研究等在 “文化研究”的名义下兴盛，在某种程度上，一切都被看 作文化，而文化也影响了一切①。文化研究在史学中的表现就是文化史研究的兴起。可见， 在西方的新社会史研究如 日中天的年代，后来被人们称为新文化史的史学活动已经开始涌 动。70年代末，一些感觉敏锐的史家，如劳伦斯 ·斯通，已察觉到史学中正形成一股叙事 史复兴的潜流。 到80、90年代，新文化史研究流行的趋势已不可阻挡，相关的成果大量问世。由于这 方面的作品数量很多，这里无法一一列举。不过，我引用一些统计数字，可以看出文化史的 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