庐隐笔下的女性世界.docVIP

庐隐笔下的女性世界（一） 一直以来，本人钟情于女性文学，特别是五四时期的女性写作，先后阅读冰心，庐隐，石评梅，凌叔华，陈衡哲，冯沅君，林徽因，苏雪林等作家的作品，感受那个年代特有的气息，最近有了写作的冲动，夜深了手捧一本《庐隐文集》，却久久无法入睡，不禁拿起笔梳理起自己的思绪。 摘要：作为“五四的产儿”庐隐是“觉醒了的一个女性”，她独特的经历与其笔下人物命运息息相关，她以独立反叛的姿态塑造了一系列性格鲜明的知识女性形象，在情与智的冲突中，她的创作以情绪的宣泄展现了觉醒女性反叛中的人生困惑，事过境迁，庐隐对女性意识的探索仍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关键词：庐隐、知识女性、反叛、意义 从短篇集《海滨故人》、《曼丽》、《灵海潮汐》、《玫瑰的刺》到《归雁》、《象牙戒指》、《女人的心》、《火焰》中长篇集到散文集《云鸥情书集》等，在不平坦的十几年的创作生涯中，庐隐女士以独特的女性体验真实地记录了一个知识女性的所见所闻和真情实感，展示了五四时期一个女性悲欢歌哭的心灵历程。本文试图通过作者笔下女性人物在知识探索、理想迷失、爱情婚姻及自我拯救等四方面展现出来的困惑和反叛探讨女性的出路问题。 一、“知识误我？我误知识？” “五四”时期是一个激情的时代。“个人”的发现意味着“为自我而存在”的意识的觉醒，在挣脱束缚人性，摧残人性的传统思想羁绊的过程中，“五四”新一代知识者发现了自我个性的价值，认同了自我在社会中的主体地位，“个人开始抬起头来，主宰了他自己的独立自由的人格，维护了他自己的权利和自由”。[2]这对于一直处于“想做奴隶而不得”和“暂时做稳了奴隶”[3]的中国人来说，可以说是为前所未有的人格解放。在这个确立“自我”的时代，女性以他独有的敏感呼吸着时代的风气。庐隐对中国女性的历史和当时的社会现状有着清醒地认识，她认为，中国传统女性有三大不幸：“一失掉了独立的人格。二失掉了社会的地位。三埋没了个性。”[4]对于新女性走向社会，她是持肯定态度的，认为中国的新女性应该“打破家庭的樊篱到社会上去，逃出傀儡家庭，去过人类应过的生活，不仅仅做个女人，还要做人。”[5]正是抱着这样的态度，庐隐在她的小说中塑造了众多的青年知识女性形象，着力表现他们的自主、自立，展示他们的情感和心理轨迹。处女作《一个著作家》中的沁芬为反对包办婚姻而殉情，以此来控诉对封建社会的不满，《灵魂可以卖吗》中的荷姑是一个有思想有头脑的觉悟的女工形象，“灵魂的可贵实在是无价之宝，这有限的工资便可以买去，或者工人便甘心卖出吗?” [6]以质问的语气向这个世界提出抗议；如果说沁芬是一只被扼杀在封建包办婚姻牢笼里的不幸的小鸟，那么《或人的悲哀》中，亚侠则代表了刚从狭小的牢笼里走出来的知识女性的命运。尽管“游戏人间”是亚侠在无可奈何中的一种选择，而且结局是悲剧性的，但这毕竟是属于亚侠自己的选择。“在《或人的悲哀》所笼罩着的‘人生究竟不可知’的虚无情绪之下，包孕着作者对人生价值的痛苦思索以及对黑暗社会的否定和叛逆”。[7] 五四时期女性意识的觉醒激发了他们投入社会的热情，然而这毕竟是一个新旧交替的时代，众多知识女性有这一颗“似强而实脆弱的心”，一方面因袭着封建的因子，一方面又受新思想的洗礼，渴望个性解放、灵魂自由，内心世界与现实产生了冲突与背离，在对自身价值有所觉悟但又无法在现实中实现自我的人格的失落和悲哀中，只好徘徊在理想和现实的歧路，因而抑郁寡欢，彷徨虚幻，寂寞颓废，苦闷悲哀便构成了情感的主旋律。茅盾很真实地看到了这一点，“在反映了当时苦闷彷徨的站在享乐主义的边缘上的青年心里这一点看来，《海滨故人》及其姊妹篇（《或人的悲哀》和《丽石的日记》）是应该给与较高的评价的。”[8] 《或人的悲哀》中的亚侠是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知识妇女，她一直苦苦探索人生的究竟，得到的结论却是“悲的多，乐得少”，现实的黑暗让她找不到人生的究竟，她“不能安于现在”，但又觉得“追求未来使得精神消磨的未免太多了”。 [9]最终发出了“我何尝游戏人间？只被人家游戏了我！”[10]的感慨，脆弱的理性战胜不了情感，情感的苦闷又使她对知识产生了怨恨。《丽石的日记》里的丽石是一个“生的漂泊者”，她觉得社会“到处是污浊的痕迹”，常感叹“寂寞益我苦！无聊使我悲！渴望增我怒！”[11]《海滨故人》的露莎是个倔强孤傲的女孩子，反复探究“人生到底做什么？”被同学讥为著作家，然而苦思的结果仍摆脱不了矛盾的心理：“十年读书，得来的只是烦恼与悲愁，究竟知识误我？我误知识？”同样，宗莹对露莎所苦诉的“若果始终要为父母牺牲，我何必念书进学校．．．．．．现在进了学校，有了知识教我屈服在顽固不化的威势下，怎么办得到！”。[12]，《彷徨》中的秋心曾寻找“光明绚烂的前途”，然而最终面对“前面是茫茫的大海，后面是荡荡的大河；四面又都是生疏的、冷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