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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招标运行监控机制是防治腐败的重要保证 问题的存在 　　我们党的各级领导干部都是人民的勤务员，是为人民服务的。为人民群众谋利益是对各级领导干部的基本要求，也是各级领导干部的行为准则。有的领导干部之所以产生腐败，是因为一些领导干部滥用权力，权力得不到有效监督，在土地管理、工程招投标、政府采购、资金批转、环境保护、食品药品管理、干部人事上不按规矩、不按程序办，导致权力失控、权力滥用、权力随心所欲。一句话权力运行不公开、不透明。2007年，我国共查处违纪案件128976件，给予政纪处分39550人，涉及省部级干部6人，地厅级干部219人，县处级干部2522人，查处商业贿赂14035件，涉及金额2573亿元。 　　在我国，对50万元以上投资项目，虽然也实行公开招标，但存在着“潜规则”现象问题。一是买通中介机构。施工方为了能拿到该项目，便通过中介机构千方百计来达到中标目的，以给其好处费，美其名曰“辛苦”费；二是中介机构从中渔利。中介机构见有利可图，有油水可捞，于是便与施工方搞私下交易，达成默契；三是在报价上做“手脚”。表面上有三家以上施工单位投标，但私下与施工单位做好工作，如想让某家施工单位中标，就跟其他几家单位打好招呼，让其报价略抬高点。这样，该施工方就如愿以偿了，然后象征性地给被淘汰方一点好处。表面看，是公开招标了，但实际上是做了“手脚”的，其中暗藏猫腻。这是权力在运行中失去监督的案例，谁来监督执行监督的人？又如政府采购领域“潜规则”现象也是一种腐败。一是上级“议标”向下级“推荐”供应商，如接受了可提成；二是中介机构“两头吃”，中一次标，供应商就要意思一下，接受采购人的好处；三是评审专家对其“网开一面”，泄漏评标信息或者不按规定评标；四是供应商搞轮流中标，这样，无论谁中标，都会采购其产品；五是搞暗箱操作。在招标过程中，招标方事前与某家厂商达成默契，使其他厂商无法与该项目竞争。这样做的结果受损的是顾客，得利的是商家，其中存在不少漏洞。 成因及对策 　　消极腐败之所以滋生蔓延，根本原因是对权力缺乏制约，缺乏应有的制度，或有制度不执行，把它束之高阁。我国经济体制改革首先推进，而政治体制改革相对滞后，各经济主体为实现利益最大化，千方百计获取资源，而资源又控制在当权人手里，于是行贿便运用而生。一是经济动因。不论工程投标还是政府采购，都是经济利益大量集中的领域，越是经济利益集中的地方，越是容易滋生腐败。二是制度动因。法规制度不健全，操作程序、运行环节不统一，从而导致“潜规则”，给个别干部以有机可乘。三是政治动因。权力过分集中，导致权力寻租，招投、采购管事、管钱不分离，不能互相制约。要治理工程投标和政府采购“潜规则”，难点在于：一是“潜规则”发现难、取证难，“潜规则”作为一种约定俗成的做法，心照不宣，打着合法的外衣，干着违法违纪的事，“两人不签字，三人不谈事”，不留下任何痕迹；二是监管执法难以到位，监管力量薄弱，监管执法环节有阻力。我国在对权力的监督方面显得力度不够，以致于个别领导干部滥用职权，玩忽职守，搞权钱交易，从中谋取好处。 　　如何治理工程招标和政府采购中的腐败现象，第一，建立健全有关规章制度，严密工程招标和采购各项程序，使其无法腐败，堵塞招投标、采购漏洞。第二，进一步完善工程招标、政府采购制衡机制，严格招标事权分离，即发布信息、专家评审、揭标、付款分离。第三，进一步完善“专家库”管理制度，增加专家数量，通过专家库临时确定专家，尽量减少腐败的机率。对专家实行动态管理，优胜劣汰，保持专家队伍的纯洁。第四，进一步完善“供给方”评价体系，建立“供给方”准入制度，制定“供给方”资格申报、审查、确定管理办法。第五，进一步加强外部监管，公开举报电话，主动接受社会监督，2008年5月1日起实行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强调指出公开是原则，不公开是例外，扩大了监督的范围和内容，使监督法制化 。国外，有的好做法我们可以借鉴。如加拿大，为了减少权力的滥用，预防腐败，1983年就出台了《信息公开法》，除涉及国家安全和个人隐私外，任何公民有权了解政府及其部门有什么权力、负责管理什么，在做什么工作，并准备如何做，对所需经费是如何安排支付的等等。这样，政府就难以隐藏自己的重大失误及腐败行为。如对重大项目（折合人民币25万元）的采购合同，必须按规定，通过电子招标系统，在本国或其他国公开招标，如发现招标中有不公正的情况，无论是未招标还是其他人，都可提出质询或向法院起诉。我国在惩治和预防腐败方面曾出台了一系列规定和办法，其中包括领导干部《十不准》、《教育、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纲要》、《党内监督条例》、《关于严格禁止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谋取不正当利益的若干规定》等，在一定程度上规范和约束了领导干部的行为，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十七大报告中强调指出：“在坚决惩治腐败的同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