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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崛起与新国际秩序观的建构 　　大国的国际秩序观是随着国家相对实力的变化，精英决策层看待外部世界的态度。随着崛起进程的推进，国家精英决策层看待国际秩序的观念，会呈现出一种由内敛性到扩张性的变化。国际秩序观的形成，既是一种对内凝聚认同的需要，也是在现实国际环境中，对外界定“自我”与“他者”关系合法性的价值主张。这种价值主张通常对内服务于自身崛起的需要，对外有助于大国提高自身国际地位、争夺国际话语权。中国崛起的国际秩序观同样是在自身崛起的历史路径和发展道路实践中形成的，是崛起的内部诉求和外部环境共同作用的产物 一、国际秩序观与大国崛起进程的历史互动 英国是第一个在世界范围建立霸权的现代民族国家，其崛起的国际秩序观是现代和工业革命的产物，主要围绕商业、贸易和与此相关的市场理念的输出，经历了从重商帝国到自由主义市场帝国的扩张。英国在16世纪末成为欧洲强国，当时对外推行的是重商主义国际理念。这一理念在英国国内成为主流观念后，有效提升和巩固了商业和商人阶层在国家的地位，并为当时英国政府和商人的海上劫掠活动，以及商业战争行为提供了道义合法性。重商主义国际秩序观使英国成为一个以追求商业利润和财富积累为目的的现代资本主义国家 工业革命后不断膨胀的生产能力使英国需要在海外开拓市场，解决其工业产品的销售问题，这需要与之相应的一套对外价值观输出。这时的英国凭借其发达的工业制造能力，已经在全球市场竞争中占据明显的优势地位，因此英帝国开始在世界范围内全力倡导自由市场理念，使之成为其国际秩序观的重要部分。基于经济和政治自由主义而努力塑造的自由帝国形象，对英帝国在海外市场的扩展起到重要推动作用，其中贸易自由理念是自由帝国的基石和国策。除了自由贸易观念的传播，为了加速母国与殖民地市场之间劳动力的自由流动，英国还将其自由主义观念与移民自治原则相结合，以推动殖民地治理结构的改革。与此同时，英国在未被现代商业开化的亚非拉地区积极扮演“文明使者”角色，大力输出和传播英帝国商业文明和自由帝国理念及其文化主张，培养和扶植当地精英阶层及其后代，为其创造在英留学和其他学习英国法律、文化的机会及条件。最后，在如何建立英国本土与海外政治关系方面，英国精英阶层也逐渐形成新的思路，开始在国际关系中以维护自由原则为由，干预海外地区的政治和政局，扩大其“自由帝国”制度和文化的辐射和影响范围。在这一时期，这套扩张性的文化战略配合其军事力量，有效保护了英国的海外贸易通道和战略防卫体系，成为维护以其为中心的全球贸易之正常运转的助力 美国在崛起时期，作为后发跟进的工业化国家，同样需要对外输出过剩产能和更多的国际话语权以拓展市场。但由于当时不能直接参与列强在海外的殖民活动，所以在英国主导的既有的国际秩序下，美国提出了“民族自决”“门户开放”的国际秩序观念和主张，作为英国自由商业帝国秩序的补充，在世界范围争取参与在亚非拉市场扩张的合法性。美国由崛起国过渡到世界主导者之后，对待国际秩序的态度发生了从“独善其身”的“孤立主义”原则向对国际制度进行全面干预原则的“扩张主义”转变，通过推行“普世”的民主价值观和建立各种国际组织和规则网络来建立和巩固其霸权地位。这不但满足了美国人根深蒂固的基督教情结、将价值扩张并同质化世界的激情，同时在实力上升期契合了美国以最小成本主导世界的现实利益 二、内部需求与外部环境共同塑造 的“中国道路” 中国的国际秩序观同样是在自身崛起的历史进程中逐渐发展和变迁，是中国崛起的内部诉求和外部环境约束共同作用的结果。中国如今正处于崛起阶段，其国际秩序观正在酝酿和形成的过程中，它是基于“中国道路”的一套对外价值主张。“中国道路”是中国实力上升过程中自信心增强的体现，也是中国在崛起困境中的生存发展之道，它涉及对内和对外两个层面。对内是如何自我界定崛起大国的内涵;对外是如何定位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其中包括如何处理大国之间的关系、如何看待中国与周边的关系，以及中国与美国主导的既有国际秩序和西方文明的关系 伴随中国崛起的步伐，首先是国内关于中国作为“崛起大国”的认知正在发生变化，体现在两方面：一是中国精英阶层和民间社会正在由外部世界认知中国的被动“崛起”，向主动寻求崛起和民族复兴转型;二是过去30年的中国，其精英阶层对大国内涵的理解主要体现在经济领域，对西方发展道路更多表现为膜拜和追随。改革开放后，中国接受了自己在器物层面落后于西方世界的现实，一方面在经济领域开始全面发展和追赶，另一方面在美国所代表的西方物质文明和精神文化面前有一种竞争失败的自卑及挫败感，文化精英阶层中一种较为普遍和流行的观念认为，西方道路和价值观是成为“大国”的唯一道路，是衡量文明大国的普世标准，而西方发展道路则是人类社会演进唯一正确和必经的道路，和中国相比，西方的历史、文化、制度、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