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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感文化下中国传统文学作品的悲剧精神简析 　　摘 要 本文从李泽厚的乐感文化出发，分析了中国传统文学作品的悲剧艺术精神。中国作品中所表现的悲剧精神是一种哀而不伤的情感，缺乏西方的反抗精神 关键词 乐感文化 文学作品 悲剧精神 中图分类号：G63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7661（2016）14-0114-02 中国哲学中的“天道”，本身是“生生”，也就是“天地之大德曰生”。无论儒墨老庄以及佛教禅宗都很重视感性心理和自然生命，一代代中国知识分子“据于儒，依于老，逃于禅”地徘徊于出世、入世之间，沉浸于人生悲喜之中，很少有真正彻底的悲观主义，大部分的中国人总愿意乐观地眺望未来。中国人的这种乐生精神，表现在中国悲剧作品中便形成了不同于西方“罪感文化”之下的悲剧艺术精神 与西方传统意义上悲剧不同的是，中国传统的衡量悲剧艺术重要的标尺是“悲喜沓见，离合环生”，也即“说悲苦哀怨之情，亦当抑圣为狂，寓哭于笑”。中国悲剧意识在这喜、笑中淡化了，正因为这喜、笑成分的加入，中国的悲剧不构成激烈的冲突，人物的反抗意识表现出一种凄凉、凄美、哀而不伤的情感，在这一点上不如西方悲剧中表现的那么强烈。中国作品的这种“哀而不伤”的情感模式与儒家的“中庸”思想有着深刻的联系。这种以“中庸”为基点的文化，反对放纵欲望，要求在现实的世俗生活中取得精神的平静和幸福。这是在有限中享受一种无限，正所谓“知足者常乐”。这种乐感精神在《论语》首章句中可见一斑，“学而时习之，不亦悦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孔子也说“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耳。”“饭蔬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在其中矣。”这种乐在其中，生活中乐无限的精神已经成为中国人普遍的意识和潜意识，成为一种文化――心理结构或民族性格。也正是这种“乐感文化”的渗透，中国古典悲剧才有“悲喜沓见”“寓哭于笑”的特点，这也成了有人说中国没有正真悲剧的缘由 仔细研读一下中国悲剧作品，会发现中国的文学作品中有其特有的悲剧美，即在乐感文化下中国文学作品的悲剧精神。由于中国人对“生”的渴望和热爱，对情感的隐藏和抑制，不可能也不希望作品结果是一种山崩地裂式的毁灭，这就没有美狄亚式的惊天动地的怒吼，多的则是一种隐隐约约、缠缠绵绵，久久挥之不去的哀痛。《诗经》中就有这种独特的悲之表现形式。如《蒹葭》《将仲子》“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溯洄从之，道阻且长；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央。”这其中主人公对在水一方的伊人可望而不可及、可求而不可得的凄凉伤感心情，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内化为一种愁绪和无奈，久久在心中不得释怀。《将仲子》说“将仲子兮，无逾我里，无折我树杞！岂敢爱之？畏我父母，仲可怀也，父母之言，亦可畏也。”面对心爱的人，却又“岂敢爱之”。文中主人公虽多怨言，却没有反抗意识，没有想到用反抗的方式来争取，这便是中国式的悲痛，这种苦痛亦不是一朝一夕可消除的。这两种带有浓厚的悲剧美的作品，分别代表了中国悲剧意识中的两种悲剧模式――追求者之悲和被追求者之悲（张法《中国文化与悲剧意识》） 面临同样的悲剧境地，西方文学作品中表现的是一种反抗，一种不达目的不罢休的强烈抗争意识，而在中国的文学作品中却往往缺乏这种反抗精神，只是把怨恨消解掉，而不形成强烈的冲突，表现形式不同于西方的毁灭式，因而也就没有那种将苦难与毁灭升华为壮丽的撼人心魄的净化场景，有的只是哀伤与忧愁，是“心有千千结，不得解”的悲痛，显示出不同西方而又具独特形式的悲剧艺术表现方式。中国悲剧这种表现为柔美的悲多在家常伦理处着墨，以弱者的苦境、苦情博取观众的眼泪，“偏于琐屑中传出苦情”（祁彪佳《远山堂曲品》），而悲剧中的悲剧人物则是被动的卷入矛盾冲突之中，是灾难的承受者，面对不期而来的苦难，大多是表现出一种顺从，顺其自然的观望态度。文学作品最终也总是也大团圆或幻化的模式作结，因此，《西厢记》中张生“红榜中了状元”，《孔雀东南飞》中有了焦仲卿、刘兰芝死后的“五里一徘徊”的双飞孔雀，《梁祝》的弦乐中出现了“彩蝶双双舞徘徊”……这些良好的愿望也正反映出中国人乐的智慧，悲哀之中总有喜悦，这或多或少弱化了中国悲剧文学对心灵的震撼与净化作用 中国因为有着不同西方“罪感文化”的“乐感文化”，中国作品的悲剧艺术精神也就不同于西方作品中表现出的悲剧艺术精神。西方“向死而在”的哲学使西方人对死的意识很强烈，认为人类只有自觉的意识到他正走向死亡，才能把握住“此在”；而孔子却说“未知生，焉知死；未知事人，焉知事鬼”，死的意义便在于生，只有知道生的价值才知道死的意义。因此，中国人乐生，中国人总能快乐地如庄子般逍遥在这天地之间。中国传统文化作品中的悲剧精神便在具有“乐感”精神的文人手中显得独具风味 参考文献： [1]王运熙，顾易生，邬国平，王镇远.中国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