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平和效率维度下中国省际碳权分配原则探析.docVIP

公平和效率维度下中国省际碳权分配原则分析 　　摘要区域碳权分配原则决定了中国省际碳减排的压力，也是激励各地区转向清洁能源及减排技术创新的基础。本文运用非径向方向性距离函数（NDDF）测算了2011-2014年中国省际全要素碳排放效率（TFC）与技术差距比（CTGR），以分析各地区基于效率最优的碳减排潜力（CRC），进而确定中国区域碳权分配原则。结果表明，各地区减排潜力呈现出与经济发展水平相似的空间分布特征；“十二五”期间海南与安徽两地已处于减排的前沿面，但单一的公平原则挫伤了其持续减排的积极性，而其它低效率省市短时间内无法通过技术效率提升减排能力；无论是单一的公平原则还是单一的效率原则均无法保证各地区碳减排的合理性、稳定性与持久性；而兼顾公平与效率的原则在增加绝对碳排放效率的同时，减少了地区差异。公平与效率原则的动态混合机制更符合中国省际碳减排现状，初期应遵循“公平优先，兼顾效率”，随着经济企稳，应转向“效率优先，兼顾公平” 关键词碳权分配；公平原则；效率原则；非径向方向性距离函数 中图分类号F06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104（2016）07-0053-09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6.07.007 随着中国工业化与城镇化的快速发展，温室气体排放造成的环境压力备受关注。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上中国提出202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碳排放量比2005年降低40%-45%的约束性指标。为完成这一目标，“十二五”规划确定了省际减排任务，并成功控制了国家层面与地区层面的碳排放。在巴黎气候大会上，中国又进一步做出了至2030年单位GDP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比2005年下降60%-65%的减排承诺。为降低减排的经济成本，国家发改委已宣布2017年启动全国的碳排放交易市场。碳排放权的市场化以激励低耗能企业约束高耗能企业的方式推动减排，必然会使我国各省区市因产业结构与经济技术水平的差异而承担不同的减排压力。因此，在宏观经济整体增速放缓以及“北上广”集聚效应增强的大背景下，“十三五”期间中国省际碳权分配不仅涉及国家减排目标能否成功向区域分解落实，更涉及到区域经济平衡发展问题，甚至会影响到区域的社会与金融稳定。从区域碳权分配看，其重点在于公平性与效率性原则的选择。本文力图研究“十二五”期间中国省际碳排放效率，对比分析公平与效率原则在中国省际碳权分配中的适用性。这不仅有助于明确“十三五”期间中国省际碳权分配这一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亦将丰富低碳经济理论，助推中国的低碳发展战略 1文献综述 国内外学者从多角度、多层次探讨了碳权分配中公平与效率原则的选择问题。相关文献可以分为单一公平原则、单一效率原则、公平原则与效率原则的结合三类 Kverndokk S[1]认为依据人口规模分配碳权符合公平原则。Van Steenberghe V[2]采用合作博弈论分析各国在长期内依照公平原则的碳权分配，提出祖父原则下的碳权配额高于减排能力原则下的配额。De Brucker K et al.[3]认为利益相关者管理方法能够解决可持续发展困境问题。徐玉高等[4]计算了全球五大地区基于人口与GDP指标下的碳权配额，指出人口指标分配有利于多数发展中国家。祁悦等[5]在综述碳权分配原则、标准和模式的基础上，比较分析了不同原则的优劣，并提出中国基于历史公平与人均原则最为有利。邱俊永等[6]选取国土面积、人口、生态生产性土地面积与化石能源探明储量指标，基于基尼系数测算了G20主要国家碳权分配的公平性，并提出发达国家应承担更大的减排责任。戴君虎等[7]运用动态人口算法、静态人口算法与“人年”算法分别计算了人均历史累计碳排放，指出“人年”算法保证了每个人在每年拥有相同的碳权配额，更符合公平原则。朱潜挺等[8]提出最优的全球碳权分配模型应基于平等原则综合考虑世袭、支付能力与人均累计等因素 然而单一的公平原则忽略了效率因素，造成效益受损。林坦等[9]运用DEA模型测算出欧盟国家碳权分配效率较低，并基于效率原则利用ZSG-DEA模型调整碳权分配后提高了分配效率。与林坦类似的，郑立群[10]基于ZSG-DEA模型将DEA-BCC模型下的中国低效率碳权分配进行调整，获得统一DEA有效边界的分配方案，达到了碳权分配效率最优。为避免单独从效率角度考虑碳权分配会导致结果有偏，一些学者兼顾了公平原则与效率原则。Yuan et al.[11]基于聚类分析方法，运用单一公平原则、单一效率原则以及两者的结合，测度各区域在2020年的减排潜力，提出应在经济发展水平与减排潜力下，实现公平与效率的结合。陈文颖等[12]模拟了全球碳交易情况，提出按人口分配碳权是最优选择。郑立群[13]通过构造分配满意度与公平偏离指数，基于公平与效率的均衡，构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