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务运动在中国近代化中的作用.doc

洋务运动在中国近代化中的作用 摘　要：本文试从洋务运动正、反两方面论述其在中国近代化中的作用。着重分析洋务运动对中国军队建设、资本主义性质的生产关系以及文化教育、思想意识的近代化影响，力图阐明洋务运动推动了中国近代化的进程，使中国有了近代化的工业体系，也促进了中国军事、文化教育、思想意识的近代化，具有其积极的作用。同时，也指出洋务运动由于其封建性和历史的局限性，不可能使中国“求强、求富”，对中国近代化的进程也起了一些阻碍作用。 洋务运动是清王朝在内外交困的形势下采取的所谓自救运动。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及太平天国、捻军等农民起义的强大风暴，使清王朝统治处于风雨飘摇的困境中，中国锁闭的国门已被西方列强的炮舰冲开，封建地主阶级中的一些人惊呼中国遇到了“三千年来未有之变局”。作为清政府的封疆大吏奕訢、曾国藩、李鸿章等被西方侵略者的淫威吓怕了，同时也看到了西方的坚船利炮和发达的工业技术。为了维护清王朝的统治，他们主张在力保“和局”的条件下，学习外国先进的技术以“剿发捻”“勤远略”，从而产生了中国近代史上的洋务运动。 洋务运动发生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到九十年代，风行三十年，掀起了一场“师夷长技”的运动。主要代表在中央以奕訢为首，在地方以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为首；以“自强”为口号，其目的是“安内”“御外”；其内容包括编练新式陆海军、创办新式军事工业、兴办近代工矿交通电讯企业、设立新式学堂和派遣留学生等。由于洋务派主张学习外国的先进技术，自强、求富，因而他们引进了大量的工业设备，新的技术及文化、思想等，因而不可避免地给中国社会的发展带来了很大的冲击，促进了中国向近代化迈进的步伐。 一、洋务运动促进了中国军队建设的近代化 洋务运动是在中国面临内忧外患之际，试图通过练兵制器、兴办军事工业以求“自强”。因此，他们的活动促进了军队的近代化和军事工业的发展。 李鸿章是举办洋务最多、成绩最卓彰的人物。他认为“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远出西人之上，独器不能及” ⑴。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洋务派认为“自强之术，必先练兵”。从1861年起，他们开始了以购置西洋枪炮，操练西式阵法的练兵活动。1862年奕訢等人在天津组建了洋枪队，聘外籍教练，选派京营八旗兵到天津接受训练。与此同时湘军、淮军逐渐取代了八旗绿营等旧式军队，称作“防军”。中法战争后，清政府更意识到“当此事定之时，惩前毖后，自以大治水师为主” ⑵。大力购置铁甲舰，北洋水师于1888年正式建成，拥有舰船二十五艘。陆军的新发展和海军的创建促进了我国军队建设的近代化。 1864年李鸿章又致书总理衙门提出“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欲学习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奕訢亦上奏朝廷“查治国之道，在乎自强，而审时度势，则自强以练兵为要，练兵又以制器为先” ⑶。在这种指导思想下，洋务派除聘用洋人教练西式兵法、火器制造和使用方法外，还举办了一批军火工业，如江南制造局、金陵制造局、福州船政局、天津机器局、湖北枪炮厂等，并筹编了北洋、南洋和福建等三洋海军，一套初具规模的近代化军事体系建立了。 二、洋务运动促进了中国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近代化进程 洋务运动在筹办军事工业的进程中，由于耗资巨大，有亏无盈，日益感到经费不济。近代中国洋务派理论家，第一位驻外国公使郭嵩焘主张办矿务、修铁路、兴电讯等，寓“求强”于“求富”之中，认为“兵者末也，各种创制皆立国之本也” ⑷。于是洋务派又提出“寓强于富”的口号，着手筹办民用性厂矿企业，这些企业包括采矿、冶炼、交通运输及纺织业等。从七十年代到九十年代洋务派大约创办了二十几个民用企业。其中较重要的有福州船政局、开平矿务局、电报总局和上海机器织布局、汉阳炼铁厂、湖北织布局等。民用企业采取官办、官督商办、官商合办的形式，招集商股作为资本，雇佣工人进行生产，产品主要作为商品销售于市场，以牟取利润。这些民用企业的性质“无论是采取官督商办的形式，还是官办或官商合办的形式，都明显的属于资本主义性质的企业”。 ⑸这些企业采取了机器大生产，引导了大量的机器设备与技术，同时中国也有了自己的近代化工业，生产出了自己的工业产品，也在一定程度上抵制了西方的经济侵略。如中国第一家近代轮船航运公司——轮船招商局，成立六七年来，已收入运费二千万两，将中国航运业的权利收回了约五分之三⑹。所以说“尽管洋务派创办民用企业的原意，并非为了发展中国的资本主义，而且这类企业经营不善，管理腐败，并不是抵御外国资本主义的经济侵略，但是这些企业终究意味着中国古老的大地上已出现了新兴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性质的生产方式”。 更为重要的是洋务派的求强求富活动，刺激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也为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指引了道路，创造了机会，起了摧生扶幼的作用。一些企业后来直接转化为民族资本主义，官督商办、官商合办这种形式也保护了民族资本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