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卞之琳现代诗作的艺术探究 　　摘要：在中国现代诗歌史上，卞之琳是个独特的诗人。其在创作的各个方面均表现出了鲜明的个性色彩，为诗坛提供了独具特色、朦胧复杂、谨严耐读的审美文本，丰富了诗歌的艺术表现形式，同时也为我们留下了一些值得深思的问题 关键词：卞之琳；诗歌特点；哲思 中图分类号：G648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1672-1578（2016）10-0373-02 论及现代诗派，在30年代现代派诗人群中，卞之琳算不得是最为耀眼的明星，但却是非常有个性且富有韧性的一位，他对于新诗有着自己的见解和追求。尤其是1930至1937年间的诗歌创作，如《三秋草》、《鱼目集》、《装饰集》等中的诸多诗作，彰显出明显的个性特色 1.小处落笔 在诗的题材和主题方面，卞之琳一贯执着于主张写个人的身边琐事，格局气魄均小，连诗人自己都笑称为”雕虫小技”。 卞之琳曾说：”由于方向不明，小处敏感，大处茫然，面对历史事件、时代风云，我总不知要表达或如何表达自己的悲喜反应。”[1] 他把这称作是自己的”自知之明”，还因此把他几十年创作的诗选集取名为《雕虫纪历》。在其笔下，”和尚”“更夫”“算命瞎子”小蠓虫”“蜗牛”“蚂蚁”等皆可入诗。《投》展现了一个极其常见的场景：一个边走边唱的小孩，间或向山谷投掷一块小石头。《一个和尚》说故事般描述了一个和尚百无聊赖的一天。另外，《圆宝盒》、《鱼化石》、《无题》等诗作都是典型的写私人琐事。能从繁琐日常、鸡毛蒜皮中发现诗情，重建日常生活的尊严，不得不说卞之琳独具慧眼。日常生活是人们的家，是一切艺术的最终归宿，很多人只关注与自己距离遥远的大事和所谓有意义的话题，这从本体论上已经远离了自己的家，卞之琳偏要彰显朴素的力量，他不拘题材，为现实生活找回尊严，他清醒地用自己的创作实践，告诉读者，不要只关心远方 卞之琳诗中的题材和主题带有更多的私人性和偶然性。当然这些作品毕竟没有对那些更具普遍意义的、重大的时代课题作出正面的、应有的回答，甚至没有表现出应有的关心，担当起作为一个国民应尽的责任。从这个角度上讲，卞之琳的诗作更像是诗人的诗而不是战士的诗。当中国大地涌动着革命潮流的时候，刻意回避时代巨澜，其局限性是不言而喻的，诗人的美学追求与时代对于诗的要求确乎保持了相当的距离。然而正是这种距离又使它们获得了某种纯诗的价值，那是战鼓喧嚣，热血喷涌中一方宁静的土壤，在这方土壤中，人们可以反观自己的内心。而从另一方面讲，这又客观反映了部分知识分子时代激流中矛盾纠结的情怀 2.淡然诗韵 优秀的诗人，必扎根于现实的土壤，遵从自己真实的生活感受和体验，惟其如此，诗歌才能有真实感和可信度，否则诗歌只会沦为语词的堆积，即使辞藻华美，也无非空中楼阁罢了。卞之琳能在诗歌史上占有一席之地，恰在于他将真情实感注入诗作之中。但他同时又是独特的，既无郭沫若的奔放，也无戴望舒的幽怨，他在诗坛是个冷静的智者。读卞之琳的诗，总是会感觉到一股冷静深沉，朦胧凝练的诗风。他的诗，总是很小心的拉开诗与读者的距离，让读者超脱其外，隔着一段距离在审视、体味其诗中传达出来的情绪 2.1含蓄节制美。尼采在其作品《曙光》中说 “一切激动的、吵闹的、不连贯的神经质行为都与伟大的激情毫无共同之处；伟大的激情在人心深处静静地燃烧，吸收了人身上的全部光和热，使他外表看上去平静而冷漠。”[2]这段话恰恰可以用来概括卞之琳诗歌创作的含蓄节制美. 诚如卞之琳自己所言：”人非木石，写诗的更不妨说是’感情动物’。我写诗，而且一直是写的抒情诗，也总在不能自已的时候，却总倾向于克制，仿佛故意要做’冷血动物’”。又说： “我始终只写了一些抒情短诗。但是我总怕出头露面，安于在人群里默默无闻，更怕公开我的私人感情。”“诗是诗，人是人，我写诗总想不为人知。”[3] 即便是爱情诗，卞之琳的情感也多隐晦、含蓄。综观卞之琳的整个创作过程， 爱情诗并不多。在其诗作中， 只有《无题》 五首是他自己认可的真正的爱情诗。《无题一》，吐露心曲欲语还休，淋漓尽致地表达了诗人欲对心上人倾吐爱意却又不敢说出口的微妙心理。” 南村外一夜开齐了杏花”， 表现了心上人归来时难以言表的欢欣愉悦之情。这种强烈美好的感情，作者没有直接抒发宣泄表达， 而是借杏花一夜开齐这样一个热烈绽放的场景来渲染。极具古典意味的矜持含蓄。这集中体现了卞之琳的一种创作观： 他一向怕写自己的私生活，面对重大的历史事件不会用语言来表达自己的激情， 私生活中越是触及内心的痛痒处， 他越是不想写诗来抒发 2.2韵律和谐美。卞之琳诗歌主张最重要且始终坚持的一点，就是主张新诗要有新的格律形式。这可以说是对闻一多新格律体诗歌主张的一种继承。但在新诗格律的具体内涵上，卞之琳的观点与闻一多又有所不同。闻一多对新诗格律的要求是视觉与听觉效果并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