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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派出所执法遇到的问题 　　编者按：公安改革被放在国家深化改革的突出地位。目前大力推进的公安改革，聚焦于提高人民群众的安全感、满意度，使人民群众在每一起执法活动中都可以感受到社会公平正义。改革的实践，从社会效果上来说，也需要广大人民群众参与、支持。而基层公安工作的复杂性，更需要我们有清醒的认识。为此，我们编发了吉林大学国家“2011计划”司法文明协同创新中心博士研究生于龙刚在基层派出所的调研文章，以提供一个思考的角度 当前，公安改革的一些举措正在推出。改革的一个难点是在基层。毕竟，基层公安机关所面对的社会环境日趋复杂。笔者在近年来，在各地公安机关，尤其是基层派出所进行了一些调查，获得了公安机关领导和基层民警的大力支持，对基层公安工作所面临的复杂性、特殊性有很深的体会。实现公安改革的法治目标与政治目标，需要更多的社会合力。 责任 在中国语境下面，民警不仅具有依照相关法律法规，打击违法犯罪活动，维护社会稳定的法律责任，而且承担了走群众路线，积极为群众服务，满足群众各类需求的政治责任。在基层派出所，公安民警常说公安工作不仅是执法工作，更是群众工作。法律责任以法律规定的职责权限为边界，权限之外警察可以不管不问；政治责任则相对模糊，没有边界。当前，“有困难找警察”、“有警必出”、“有求必应”等一系列口号，实际上都反映出人民警察所承担的政治责任 在现实生活中，发生矛盾纠纷后，或者出现其他问题，人们往往首先想到警察。相比于政府其他部门，警察有人身强制权，更具有权威，“人们更怕警察”；相比于法院，通过警察调解纠纷更为便捷，也不需要出立案费。因为警察承担了政治责任，对于群众的各类诉求，他们不能“脸难看、事难办、门难进”，更不能推之门外，不管不问。但是，警察并不是所有问题都能解决 2015年初，笔者赴西部某派出所调研，遇到一位90高龄的老人。他家离派出所两三公里，每天拄着拐杖步行来派出所反映情况，十年如一日。2004年，老人保存下来的16块“袁大头”被人骗走。他认为骗子是邻镇一位姓王的农民。派出所民警经过调查，发现此人并无作案动机和时间，而且，案件没有任何线索，老人所说的其他话也缺乏证据支持，最终裁定不予立案 此后，老人成为所里的常客。每天来所里要求民警抓捕王姓农民，经常堵在所长门口。老人虽年届90，身体十分硬朗，但神志已有些不清，家人、村干部都劝说不下，民警也没办法 像老人这种情况在基层派出所颇为常见。民警向笔者讲述了这样一起案件。老王和老刘关系很好，老王想买下临街一个门面，向老刘借了5万元。后来门面升值，老刘改称5万是入股，门面由两人共同所买，应属二人共有。老王不愿意，双方经常发生冲突，民警多次出警，调处纠纷，而且动员村干部、亲戚参与进来。但两人积怨已深，一直调解不下来。民警劝说两人去法院，双方因为都不愿出立案费而不去。民警为此事前后出警20余次，给两人做了半年多工作。至今案件还未了结 受制于案件线索、侦查技术、证据收集等客观因素，警察并不是什么问题都可以解决，但却必须努力做工作，积极去解决，最终可能产生的结果是警力的大量消耗。 “模糊空间” 上述情况的发生同社会转型有关。之前，大量纠纷矛盾主要依靠村庄、社区等基层干部进行化解，少量纠纷基层干部难以化解，流向政府和法院。警察只扮演了一个补充角色。正因为大量矛盾可以化解在基层，警察才能承担起政治责任，积极满足群众的各项需求。同时，警察也可以依靠基层干部发挥出提供案件信息、穿针引线、劝服当事人等关键作用。2014年笔者在西部某公安局调研，该局一位老民警回忆，在80年代，一个乡镇只需要派驻一名治安员就可以开展工作 90年代之后，伴随社会转型，基层干部在纠纷化解、满足群众需求方面的能力越来越差，大量事务涌向上级政府和基层公安部门。基层干部在警察工作中的作用也越来越小 面对这种情况，国家开展“社区警务”战略，积极发挥警察在解决矛盾、满足群众各类诉求方面的功能。但是，进入公安部门之后，这些问题并不一定可以得到良好的解决，反而可能模糊化 警察解决纠纷，前提是形成完备的纠纷事实。但在基层，纠纷事实往往难以还原。很多村落纠纷发生时，只有双方当事人在场，缺乏证据，民警只能从当事人口中还原事实。很多当事人都倾向于只讲对自己有利的情况，针对其他情况避而不谈。有时候甚至双方当事人对案情都不清楚 从法律上讲，证据先于口供。但在实践中，口供先于证据。大部分证据需要围绕口供来收集。缺乏第三方，当事人又不愿吐露实情，案件事实就很难还原 据民警介绍，在乡村，当事人大多是口头约定，缺乏书面证据。双方各执一词，民警也没有办法。很多时候，双方斗殴，相互有伤，但没有人愿意陈述自己如何打了对方 西部某镇发生这样一起案件：老张和老李田地相邻，老张的地靠近水源，水需经过位于老张地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