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大学教材出版缘起和特点探究.doc

民国大学教材出版的缘起及特点探究 　　【摘要】民国时期的大学教材出版不仅具有特定缘由，而且具备自身特征，文章尝试从民国大学教材出版的缘起和特点入手，对民国大学教材的初生及发展情形展开探索，以期丰富和完善民国大学教材出版相关研究 【关键词】民国；高等教育；大学教材；编辑出版 【作者单位】杨军，广西师范学院 近年来，“民国热”的兴起，使《开明国语读本》《民国老课本》等中小学教材多次被影印或重编出版，进一步推动了关于民国中小学教材出版的探索步伐。民国时期国人自主编撰出版的大学教材不仅有其特定缘由，且具备自身固有特征，故笔者尝试从民国大学教材出版的缘起和特点展开分析，以期丰富和完善民国大学教材出版相关研究 一、民国国人自主编辑出版大学教材的缘起 中国高等教育自清末京师同文馆、京师大学堂等高等教育机构建立以来，便开始受制于外国，从教科书的外文版选用到课程设置均不同程度地受到日本、欧美等西方大国的影响。民国建立后，国人对外国大学教材等出版物的选用与依赖有增无减。据《民国时期总书目》的统计显示，民国时期包括高校教材在内的教育类书籍引进初始阶段为31种，到全盛阶段则达177种，[1] 这尚未包括原版教材的引进和译介。而伴随高等教育及现代学术的发展，教育学人积极倡导教科书中国化，并在出版界的响应之下，开始了国人自主编撰出版大学教材的局面 1.高等教育的发展及学术自立的要求 发端于清末的中国高等教育在民国时期取得了较大发展。统计数据显示，1915年，全国仅有10所高等院校，而在北京大学教育改制的推动下，中国高等教育的革新和发展进程逐步加快，10年后的1926年，民国公立大学已达51所。随着南京国民政府的成立，高等教育逐步走向规范和成熟，“从1928年至1936年，全国大专以上学校从74所增加到108所”[2] ，在校人数也逐年增长。高等教育的发展迫切需要符合本国教育实际的配套教材，以摆脱长期选用外文教材的尴尬局面 高等教育的发展推动了学术的进步，各学科门类分工愈加细致，且出现了能胜任各学科的专门人才。与此同时，外国教材和讲义的弊端在学术进步的语境下暴露得尤为明显，“不仅各异其是，且使学生缺乏参考书籍，不宜从事比较研究”[3] 。于是，当时的有识之士指出，一个独立国家不宜在自主兴办的高等学府长期使用外文课本授课，且经过多年发展，我国的学术已达到一定水平，不出版自主编撰的大学教材，不利于推动学术的独立发展进步[4] 。高等教育的发展、学术自立的要求和专门学术人才的出现，使摆脱外国束缚自己编写大学教科书成为可能 2.蔡元培的积极倡导 在高等教育蓬勃发展的背景下，身为教育界意见领袖的蔡元培也对大学教材的本土化做出了思考，并倡导编撰“国化教科书”。1931年，蔡元培在《国化教科书问题》的演讲中指出，“我国各学校所应用的各项教科书――社会科学的或自然科学的除外国文而外，都应当使之中国化，再明白点讲，就是除开外国文学一项，其余各种科学都应该采用中国文做的教本”[5] 。概而言之，其主要观点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采用外国教材是文化落后国家接受现代知识“不得已的过渡办法”。诚然，中国高等教育初创之时，高等教育事业正处于起步阶段，缺乏自主编撰本土化教材的实力，而欧美等国的高等教育雄踞世界前列，中国大学选用欧美大学教材可以说是无奈之举。而当时，中国高等教育和学术研究均取得较大发展，也拥有各学科专业人才和学术精英，再使用外国教材已然不合时宜。第二，教材的选用须与本国国情、教育实际相适应。由于各国国情和学制的差异，外国教材不可能完全适合中国学生，“现在中国的新教育不是中国固有的，是从西洋贩来的，所以不免有不合于中国国情与需要的地方”[6] ，故应自主进行教材的编写。第三，原版外文图书价格昂贵，加大学生压力。高等教育的发展使得当时多引入和译介出版外文教材，必然涉及版权贸易问题，而外国历来重视精神产品，高额的版权转让成本往往带给出版商巨大压力，并最终无形转嫁到作为购买主力的学生身上，加之“近年金贵关系，学生负担过重，更无力多购西文参考书目”[7] 。基于此，以蔡元培为首的教育界领袖积极发声，主动倡导由国人自主编撰出版大学教科书，提倡大学教科书中国化 3.出版界的大力支持和响应 图书资源的大规模扩散与传播，离不开出版机构的支持。在高等教育发展及教育学术界的倡导下，大学教材的编辑出版得到了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世界书局等出版机构的响应和支持 这一时期，出版界积极支持自主编撰出版大学教材有两点缘由：第一，中小学教材市场竞争渐趋白热化，已无太多待开拓空间。民国基础教育的发展，为教材的出版开辟了广阔市场。《民国时期总书目90余家出版机构在不同时期参与了中小学教材的出版，且其出版实力排序也同占据的教科书市场份额大小顺序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