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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鸣盛论汉唐之际政治制度的得失 【原文出处】学术研究 【原刊地名】广州 【原刊期号】200511 【原刊页号】98～102 【分 类 号】D0 【分 类 名】政治学 【复印期号】200602 【作 者】施建雄 【作者简介】施建雄，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陕西　西安　710062) 【内容提要】王鸣盛的《十七史商榷》中有大量关于政治制度方面的研究成果。其中有关行政中枢的变迁与皇权的强化，兵权的得失与皇朝的盛衰，汉唐刺史、节度使的利弊等方面的论述，尤其体现出他从政治制度的演变探讨皇朝兴亡得失的治史旨趣。在具体研究过程中，注重联系历史实际作双向考察。王鸣盛的治史卓识不仅对我们研究封建社会的政治史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而且还具有方法论上的启迪意义，显示其学术思想的生命力。 【摘 要 题】政治思想 【关 键 词】王鸣盛/《十七史商榷》/《蛾术编》/乾嘉历史考证/政治制度/汉唐之际 【参考文献】 [1]王利器辑. 越缦堂读书简端记[M]. 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0. [2]杜维运. 清代史学与史家[M]. 北京：中华书局，1988. [3]徐世昌. 清儒学案[M]. 北京：中国书店，1990. [4]王鸣盛. 十七史商榷[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58. [5]严耕望. 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M]. 台北：台湾中央研究院语言研究所，1961. [6]翦伯赞主编. 中国史纲要(修订本)：上册[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7]岑仲勉. 郎官石柱题名新考订(外三种)[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 [8]汪征鲁. 魏晋南北朝选官体制[M]. 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5. [9]司马光. 资治通鉴·进〈资治通鉴〉表[A]. 北京：中华书局，1956. [10]陈其泰. 史学与中国文化传统[M]. 北京：学苑出版社，1999. [11]岑仲勉. 隋唐史：上册[M]. 北京：中华书局，1982. [12]新唐书[M]. 北京：中华书局，1975. 18世纪中期至19世纪前期盛行的乾嘉朴学，是我国学术文化在特殊条件下出现的一次繁荣时期。此时流派纷呈，名家辈出。王鸣盛就是其中的佼佼者。王鸣盛(1722-1797年)，字凤喈，号西庄，江苏嘉定人。他掬博取精，致力于经史，完成《尚书后案》、《十七史商榷》和《蛾术编》等合计300余卷的宏编巨制，尤其是《十七史商榷》历来公认为史学名著。清末学者李慈铭评道：“《十七史商榷》一百卷，考核精审，议论掩通，著一字之重。”[1] (P170)台湾学者杜维运认为：“吾人披览正史之际，遇典茫昧，事迹樛葛，得王氏之说，每每雾解而冰释。”[2] (P286)王鸣盛考史以事实、制度、名物、地理、官制为重，于“治乱所关、贤奸之辨及学术递变多心得”。[3] (P360)他曾就唐代杜佑和李吉甫的学术成就，谈到治史旨趣，“凡天下一切学问，皆应以根据切实，详简合宜；内关伦纪，外系治乱，方足传后。”[4] (P1006)惟其如此，王鸣盛考察汉唐之际的制度时，才能够既重考证又注意探讨这些制度的利弊得失及与皇朝治乱兴衰的关系。在具体的研究过程中，王鸣盛能够联系历史实际作双向考察，既分析社会对制度的影响，同时注重制度对社会的反作用，体现了一位朴学家可贵的理性探求精神。 由于《十七史商榷》分条目考证体例的限制，王氏所论述的政治制度的条目形式上给人以分散、零碎之感。但如果我们作深入的分析，则不难发现许多条目之间实有内在的紧密联系。王鸣盛据此倡言立说，发前人所未发，显示他对封建政治的基本特点已有相当准确和深刻的把握。就研究角度而言，则集中在行政中枢的演变、握兵之权的转移、中央与地方的对立统一等问题上。以下从三个方面详述之。 　　　　一、论行政中枢的演变与皇权的强化 王鸣盛在考察两汉至唐职官制度时，尤其重视封建体制内行政中枢的演变，并借此反映这种转变与皇权强化的关联。他以宰相为切入点，进行深入的探讨。在《十七史商榷》“总论新官志”条中，王鸣盛对两汉至唐代宰相的名号进行了钩稽贯串，并在此基础上作了进一步的阐释。他认为西汉末以前，所谓三公是丞相、太尉、御史大夫。其中太尉掌管武事，时设时废，《汉书·循吏黄霸传》就曾载汉宣帝说，“太尉官罢久矣，丞相兼之，所以偃武修文也”，王鸣盛就此论道：“汉时二府权重，有大事必下二府治之。”[4] (P198)的确如此，《汉书》往往每逢大事，輒载：“事下丞相、御史。”据此王鸣盛得出：“丞相、御史为政本”即政治中枢的精辟结论。[4] (P80)但他也指出，从汉武帝时已开始有意识地抑制宰相的权力。汉成帝绥和元年(前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