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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文史料与中国史研究 3l 两文史料与中国史研究 董少新 (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 上海 200433) 我虽不能完全赞同傅斯年 “史学就是史料学”的观点，但不可否认 ，史学研究 的每一次重大转型都或多或少与新史料的出现或固有史料的重新解读有着密切关系。 史学研究的领域、视野乃至理论和方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关注史料的视野、驾驭 史料的多寡、解读与使用史料的角度等方面。 作为中国正史的 “二十四史”，无论私撰还是官修，多有 “西域传”或 “外国 传”的部分。将外国史纳人中国史的范畴，虽体现一种以中国为中心的天下观，但 亦说明中国正统史学所理解的 “中国史”历来不局限于中国疆域范围之内的历史， 而是包含了中国人已知的整个世界。将 中国文化及影响力所及的地理范围、域外与中 国交往的所有事迹、中国人对外部世界的认知与观念等方面，纳入到中国史的范畴， 更能体现中国及中国史研究的开放性。中国史应该如何书写，这一问题越来越受到学 界的关注。我认为，中国史应该被写成以中国为中心的世界史。 中国人对外部世界的认知主要通过两个途径，一是中国的使节、商人、僧侣和旅 行家等从域外带回来的信息，这些信息多以中文写成，比如唐玄奘的 《大唐西域 记》、宋周去非的 《岭外代答》、元汪大渊的 《岛夷志略》、明巩珍的 《西洋番国志》 等，此类文献向来颇受重视，现代校注版本见中华书局 《中外交通史籍丛刊》丛书； 一 是外国僧侣、使节、商人和旅行家等带来的信息，一部分此类信息用中文书写，或 用外文书写而被译为华言，得以在华留传，并成为后世史家的参考资料，如利玛窦 《天主实义》、艾儒略 《职方外记》、熊三拔 《泰西水法》等。同时有关中国的信息亦 通过这两种渠道传播到域外，其中有一部分以汉字写成 ，如朝鲜和越南燕行使留下的 大量记录，但也有很大一部分用外文写成，如伊本 ·白图塔 《亚非游记》、 《马可波 32 中国史研究动态 2013年第 1期 罗行纪》、 《利玛窦中国札记》之类。 用外文书写的有关中国各类信息的文字资料，能否用作书写中国史的史料?史家 应该如何利用这类史料研究中国历史?这类史料对中国史的哪些领域具有参考价值? 本文即以大航海时代以来欧洲人留下的大量西文原始资料为例，来尝试探讨西文文献 与中国史研究的关系。 在 l6—18世纪，无论 中国人对欧洲的了解 ，还是欧洲人对 中国的了解 ，其途径 主要是欧洲来华的传教士、商人、使节和旅行家等人，也有前往欧洲的中国人，如教 徒陈安德、沈福宗、黄嘉略、胡若望等，但人数不多，其在东西方文化交流上的作用 与影响远不及西方传教士和商人等。由于来华传教士大都长期居住在中国，其中有一 部分传教士甚至精通中文，故留下了一批用中文写成或译成的作品，这是当时中国人 认识欧洲的主要依据。这批中文文献经过一些学者的长期整理，其大部分近年来已被 陆续重印，已出版的中文文献主要包括：《天学初函》、 《天主教东传文献》、 《徐家汇 藏书楼明清天主教文献》、 《耶稣会罗马档案馆明清天主教文献》、 《法国国家图书馆 明清天主教文献》、《明末清初耶稣会士思想文献汇编》等。 然而，若将传教士留下的中文作品与全部来华欧洲人留下的西文资料进行对 比，便不难发现，在数量上后者远超前者 ，在 内容和类别上后者更为全面、丰富。 这也表明，欧洲人认识 中国的兴趣 比中国人认识欧洲的兴趣更为浓厚，且更加全面 和深入。 现存 16—18世纪有关中国的西文文献数量浩瀚，尽管难 以准确统计，但估计远 多于现存的l5世纪以前有关中国的外文文献的总和。片纸异文、流沙坠简尚能受到 珍视 ，并由此在 19世纪末以来形成 中国边疆史地的学术新领域，引导学术转型，那 么数量更为庞大且相对完整、更成体系的欧语文献，理当更受重视。至于这批文献是 否能够引发学术的又一次转型，则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学界以什么样的视角处理和解读 它们了。事实上学界对这类文献与学术视野、领域之转型的关系，已开始注意，如葛 兆光 《从 “西域”到 “东海”——一个新历史世界的形成、方法及问题》 ( 《文史 哲》2010年第 1期)。从操作层面来看，这些文献涉及了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