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翻译的艺术特点.doc

电影翻译的艺术特点 译制片又称翻译片（在我国一般都是指外译中的影片），顾名思义，这一片种是必须通过翻译手段而产生的。翻译就其活动方式而言，有口译和笔译之分。将翻译视作为一门学科或者艺术，大多是指笔译，并且历来对此屡有不同说法和争论。远溯至我国唐代翻译佛经时，就有音译、直译和意译诸家之说；在国外，从事过翻译著作的马克思、恩格斯和普希金等对翻译也都有过精辟的论点。我国自五四以来，对意译和直译，比如“宁信不顺”和“宁顺不信”有过二论之争，以至又有“信、达、雅”一论，可见翻译有相当长的历史。而电影翻译的出现在我国尚属近数十年内事。由于电影本身，就其大范围而论，应属文学艺术领域，其作品均应称之为艺术作品，故而电影翻译与其他文学作品翻译相比，理所当然有其共性：用形象化的语言来表达形象思维中高超的艺术意境；但是也因电影翻译具有其独特的创作规律，而表现出其他文学翻译所没有的个性。这就是电影翻译艺术的特点。其一，电影翻译既需要运用与文学翻译相同的手段，从外文转到中文或从中文转到外文的笔译来完成作品，但对电影翻译来说，笔译只是迈向完成作品的第一步，接着它还需要通过文学翻译所不需要的配音手段，从文字转为用声音表达语意的口译来最后完成作品。所以说电影翻译可谓笔译、口译兼而有之。如若视其为口译，则绝非单纯口译所能替代，从而形成了翻译艺术中的独特门类。其二，是电影翻译艺术很主要的一个特点。电影或电视是在银幕上或荧屏上一掠即逝的“一次性过”的作品，它不能让观众象读小说那样翻来复去读几次，而影视中所表达的语言不是单靠形之于目的文字，而主要是靠闻之于耳的语言声音。因此在屏幕上一放而过的客观条件下，如果观众一下子听不懂或听不清所表达的语言，这对观者来说，不就是一大憾事吗？由此，这就向电影翻译提出了比文学翻译更高的要求。电影是由视觉和听觉综合起来欣赏的形象艺术。它是通过各个镜头、画面上的景、物、演员的表演以及语言、音乐、音响来完整地表现其特有的艺术魅力，从而使观众能够获得比阅读文学作品更胜一筹的艺术享受。因而作为电影翻译就不可避免地必须接受这一客观现实的制约：在翻译的行文遣字所表达的语言字数上，必须受到要与画面上人物说话的口型、形体动作和喜笑怒骂的表情相一致的限制，不能多译一个字或者少译一个字，绝对没有象其他翻译在运用字数上有充分的自由，否则把剧中人物的对白译得再好，而却与人物说话的口型、动作、表情相悖，对不上号，那再好的配音演员也不可能把戏配好，使屏幕上出现的形象貌合神离，收不到应有的艺术效果。有时还会造成令人费解的后果，或者使观众得不到应有的艺术享受。所以电影翻译在工作上的这一特点是至关重要的。这就是我们整个译制生产工作中的准备制作的第一阶段，我们称之谓“初对口型”，将译成中文的对白与画面上说话人物的口型、动作、表情相吻合，译出的语言文字长短、诵念时的抑扬顿挫，按照画面需要，进行逐字逐句地对上号，所译的文字，长则截，少则补，使之达到满意的程度，我们上海称之谓“对口型”，长影的同行们称其为“填装”。这一工作的优劣是涉及到整个译制片质量的基础工序之一。为了做好这一工作，目前年轻的一代恐怕很少知道当初走出这条路是花过不少汗水的。这里边还有过一段有趣的故事。我国的第一部翻译片，东影（长影的前身）译制的苏联影片《普通一兵》。俗话说：万事开头难，电影翻译孟广钧同志在第一次探索“对口型”这一工作时，考虑到译好的中文对白必须与片上的俄文对白长短一致，于是就以中俄文同时一起念：老孟逐句地念俄语对白，另一位配音演员与他同时起步念译出的汉语对白，然后根据俄语对白的长短来修改汉语对白的长短。看起来，这似乎是好像对上号了。结果将修改好的汉语对白同画面上人物说话的口型一核对，却是对不上号。因为每个人说话的气度、节奏、情感的运用、抑扬顿挫都会各不相同。当时老孟脱离画面的依据去对口型修改对白，势必类似闭门造车而失败了。这样的失败，电影翻译有过，译制导演也有过。当初上海有位导演为了摸索演员的配音方法，他用排练舞台剧的方法，让配音演员脱离画面，一场一场地排演，等排练成熟了，然后再去对着画面配音，其所得的结果也是对不上号。当然当时还存在一个设备条件问题，既没有现在这样的循环放映设备，更不可能有使用录像带这样反复来回重映的方便，为了对准几句话的口型，非把几十米的胶片从放映机上装上、拆卸、倒回去再装上去放映不可。这得花费多少时间和劳动力啊！一部影片几万米的10本胶片在放映机上拆卸装上来回地倒，如此旷日持久地对、配、录可真把人搞得精疲力尽！后来，循环放映盘发明了，录音技术也都随之改进了。今天当我们可以十分方便地用录像带对口型和配音实录时，想一想或者知道一下当初走出这条路的艰苦，或许是有益和有意义的。 其三、电影翻译艺术的特点还须回归到语音的运用。译制片主要是通过语言翻译配音来传达其原片艺术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