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第七节2.ppt

2、社会原因。雍正、乾隆两朝开始注意对意识形态领域的控制，并开始采取高压政策，屡兴文字之狱。这就使得许多文人学者在治学中尽量回避现实政治，甚至把毕生精力都用于对古书的辑佚、考证等工作上。 吴派以汉儒经说为宗，“唯汉是信”。惠栋首次明确张起汉学旗帜，志在恢复汉学之貌。 他们的治学方法是信家法而尚古训，一切务在恢复汉人的说法。由于吴派墨守汉人的成说，比较保守，所以成就不大。 以惠栋为代表的吴派从治《易》入手崇扬汉学，以戴震为代表的皖派擅长“三礼”而求通经以明道。戴震受惠栋影响推进了汉学的研究。两派的不同点在于“惠君之治经求其古，戴君求其是”。 4）阮元（1764-1849）字伯元，号芸台，江苏仪征人。科举、仕途顺畅，治学、为官皆显。中国古代汉学大师的“最后重镇”。 《经籍纂诂》：训诂学 钱大昕：“即字而审其义，依韵而类其字，有本训，有转训，次叙布列，若网在纲”。 《十三经注疏》 《十三经注疏校勘记》：对各经注疏源流、得失、版本优劣、真伪、校勘依据、方法均一一有所交代，皮锡瑞认为该书可谓“经学之渊海”。 3、他们对古代文字、音韵的研究也取得了极大成就，为中国近代语言学的研究奠定了基础。但是它本身也存在着严重的缺点和局限。这些学者们的考据往往流于烦琐，特别是他们埋头于古书中的纯学术考证，完全脱离了社会政治，把整理古代经典的工作当作读书人逃避现实斗争的避风港。 将天人感应的世界观，君民相维的政治观、上下相依的伦理观融为一体，以伦理道德为核心、以儒家中心，是整个中国文化系统的共同特征。中国文化具有早熟性、独立性和内向封闭性，强调群体观念、向心观念和中庸观念。基本精神是以人伦关系为出发点，以入世进取心理为基础，以礼教名分道统为中心，以人文主义为核心，极少宗教色彩。 四、九经：《诗》、《书》、《易》、《周礼》、《仪礼》、《礼记》、《春秋公羊传》、《春秋穀梁传》、《春秋左氏传》等九部经书。 在唐代，《论语》和《孝经》是要求所有读书人都要研读的，称之为“兼经”。 2、作者：西周初年的作品 现今传世的《周易》中，还包括解释经文的传，称为十翼。十翼是由《彖传》上下、《文言》、《系辞》上下、《说卦》、《序卦》、《象》上下、《杂卦》等十部分组成的。十翼的作者并非一人，而且也不是作于同一时代。据研究，《彖传》写作最早，似在春秋、战国交替之际，其余的则是战国至西汉初年的作品了。 东晋时期，豫章内史梅赜向朝廷贡献了一部《尚书》，共 58篇。梅赜根据一些散逸的《尚书》文字，编撰成所谓古文《尚书》25篇，后人称之为“伪古文尚书”。梅赜同时又吸收了原来今文《尚书》的 28篇（但被离析为 33篇了），共凑成 58篇。这就是现今通行的《十三经注疏》本《尚书》。 这些《记》流传到东汉中期，只剩下了两种：一种是相传为戴德选辑的 85篇本的“大戴礼”；另一种是相传为戴圣选辑的 49篇本，称为“小戴礼”。东汉学者郑玄为其中的 49篇本作了注解，从而使它的影响越来越大，由原来从属于《仪礼》的地位转变为独立成书，人们称它为《礼记》。在唐代，《礼记》更被列为九经之一，它与《仪礼》、《周礼》鼎足而三，称为“三礼”。 据记载，孔子曾对《春秋》进行了修订、整理，并且把它列为六经之一，作为教授学生历史知识的重要教科书。相传孔子在修订《春秋》时，曾经运用一些隐微的言辞，暗喻、示意某种深远的意义，后世儒家学者们把孔子这种文笔曲折而意含褒贬的所谓“春秋笔法”称为“微言大义”。 《左传》以叙事为主，书中用大量史实补充、说明了《春秋》经，有时也订正《春秋》经的某些错误。成书于战国时期，本是用战国时的古文字写成的，因此在汉代它属于古文经传，而且长时期只在民间传授，未能被朝廷立于学官。 《公羊传》和《穀梁传》的内容都着重于解释《春秋》经文，很少述说史事，所以它们不是史书，只是儒家后学们以自己的主观臆测来阐释《春秋》“微言大义”的著作。《公羊传》、《穀梁传》二书的作者是要把所谓孔子的“春秋笔法”点破、说明，让人明了其中的意义。不过，实际上这两部书的内容冗长空洞，所讲的“大义”也未必符合《春秋》的原旨。 《孝经》的作者，历来有“孔子”、“曾子”、“孟子门人”等多种说法，但都不足信，不过认为总是孔门后学所作，当不致有误。《孝经》成书于战国末期，东汉时被列为“七经”之一。汉代曾有古文《孝经》，南北朝时已亡佚。 祭仲曰：“都城过百雉，国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不过参国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今京不度，非制也，君将不堪。”公曰：“姜氏欲之，焉辟害？”对曰：“姜氏何厌之有！不如早为之所，无使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