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儒家文化为何能成为中华文化主流.docxVIP

論儒家文化為何能成為中華文化主流 院系:嶺南學院 姓名：蔡嘉煒 學號 【論文摘要】 提起最能代表中華文化的漢字,不少人都會选择“仁”、“和”、“義”等字作為代表，而這些漢字無不來自一個共同的學術流派——儒家。兩千多年的時間里，儒家文化已經深深烙印在華夏民族的生命體中，成為中華文化的代表。那麼儒家文化為何能成為中華文化的主流？本文將從儒家自產生到獨尊的過程，儒家思想文化的功能及特點討論這一問題。 關鍵詞： 獨尊儒術 融合性 普適性 堅持方向 與政治緊密聯繫 爲什麽是儒家？ 公元前770年，周平王東遷洛邑，拉開了一個大變革時代的序幕。動盪的時局，一切皆變：禮崩樂壞，狼煙四起，井田瓦解，小農出現。舊勢力留戀權勢負隅頑抗，新勢力亟求變革卻底氣不足，在激烈的碰撞中，人的思想極易發生分歧，於是便出現了百家爭鳴這一學術繁榮的現象。德國哲學家雅斯貝斯在《歷史的起源與目標》【1】提出了“軸心期”理論，按照這一理論，在公元前五百年左右，亦即中國春秋戰國時期，古希臘、古印度、中國分別且幾乎同時實現了人類文明的突破，古希臘出現了大哲學家，古印度出現了苦行者，而中國，則出現了諸子百家。由此，三個不同地區的文明朝著各自的方向發展。中華文化，最終朝著儒家文化的方向發展。 儒家作為百家之一，自春秋時期出現，直到戰國時期孟子等人的逐步發揚才逐漸成為顯學。在很長一段時間內，先秦儒家思想並不都為各國國君所賞識成為治國思想。相反，其他學術流派諸如墨家、法家、道家等卻一度盛行，然而，歷史最終選擇了儒家而非其他流派，這要從各家側重點不同說起： 墨家在戰國時期與儒家並稱兩大顯學，墨家鼻祖墨翟甚至與孔夫子齊名。但是，墨家畢竟代表的是下層手工業者，它所提倡的“兼愛”、“非攻”等思想在一個弱肉強食的時代下，並不為統治者所認可，統治者看中的，僅是墨者們的守城之術，在他們眼裡，墨者也許只是是一群可以利用的匠人而已。法家所代表的新興地主階級，秦國在商鞅變法后成為七國之首，并最終實現統一建立秦王朝，秦始皇焚書坑儒后，法家一度一家獨大，究其原因，在於法家所宣揚的“法、術、勢”“變革”等思想滿足國君們渴望稱雄于亂世的野心。然而導致其最終逐漸淡出歷史舞臺的，也正是其過分強調刑罰所造成的暴政，秦二世而亡，法家從此名聲掃地。道家在戰國時期逐步形成楊朱派、老莊派、黃老派三個派別，除老莊派，其他兩派都曾盛極一時，黃老派甚至在西漢初年成為治國思想，但道家學派更多強調無為而治寬刑簡政，在國家初建，百廢待興的西漢初年確實有利於國家基礎的穩固，但到了漢武帝時期需要鞏固王權，建功立業的時候，相對消極的道家顯然不合時宜。 於是，由董仲舒等人經加工改造，以儒家為核心，融合各家思想的新儒學開始登上歷史舞臺。先秦儒家思想代表的是奴隸主貴族階級，它所宣揚的“仁者愛人”“克己復禮”“正名”在動盪的時局雖能起到一定的穩定社會的功能，卻與大變革時代的主題不相容，自然成為不了官方正統思想。而新儒學雖然同樣宣揚仁禮思想,但與先秦儒家思想已有很大不同,它在对包括儒、陰陽、道、墨、法、名等家在内的百家学说加以融合改造的基础上，炮制出一套以“天人感应”、“春秋大一統”等学说为其理论基础，以“君权神授”和“三纲五常”为其核心内容的全新的思想體系，迎合了大一統王朝的需要。根據郭成望先生在《隨筆：那人那年》一書中的觀點，中國在大秦帝國誕生之後進入了權力社會【2】。較之前一階段的武力社會，權力社會需要一套更為完備的思想體系來控制整個社會，先前的過於嚴苛的法家和過於消極的黃老之學已被證明不合時宜，而此時的經董仲舒改造過儒學已不再是先秦時期宣揚周禮要求正名的孔夫子的思想，它蜕变成为迎合统治者的政治需要的新儒學，外表看似是強調綱常倫理的儒家，内裏卻滲透著法家集權思想，並用陰陽五行、術數方技等學說將其宗教化神秘化。 那麼,儒學到底有何特點和功能呢? 儒學的特點 儒學自春秋戰國出現發展至今,能一直在中華文化中占主流地位,與它自身的特點有很大關係。 首先，儒家具有融合性，因時而變，不斷創新。其實，單就融合性一點來說，各學術流派在交流切磋過程中出現彼此的借鑒融合是普遍的。在《隨筆：那人那年》一書中，郭成望先生指出:“先秦諸子之間，在思想上既相互競爭又相互影響。”【3】這其中也包括了先秦的儒家。融合性在孔子傳人中體現最為明顯的當推荀子。荀子作為儒家在戰國時期的重要代表人物，他同時又是百家思想的集大成者。“荀學具有學術批判精神，具備兼容並包的意識，體現了戰國百家爭鳴走向學術交融的歷史趨勢。”【4】荀子將孔子仁者愛人的思想發展為“君舟民水”，他堅持儒家的方向，卻不排斥其他學說。“孔子不入秦，荀子卻對秦政、秦俗多與褒獎，而同時批評其‘無儒’。這說明他在堅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