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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优劣比较 化学工程学院 化学类1班 王紫鹏 201114760105 中国文化优劣比较 我们还是先从苏东坡的诗说起吧：“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因为人在山中，他的视野是有限的，而且由于所处地位和观察角度的不同，得到的印象也会不同，而且只能是一个局部，难免片面。所以观察一个大的事物，眼光不能只局限于小范围内，需要有更加广阔的视野，这就要保持一定的距离。理论上说距离越远，视野就越广。站在紫禁城里看见的只能是目力所及的一个宫殿，跑到外面，则至少可以看见它的概貌，站在景山顶上就可以看到全貌。对历史也是一样的道理。保持一定的时间与空间上的距离就可以摆脱功利的羁绊。政治的束缚和视野的局限，从更广阔、深入、超脱的角度来观察和评价文化。 以前我们总是说，自然科学是没有阶级性的，而人文社会科学有鲜明的阶级性。我认为这毫无道理。人文社会科学，包括历史学，它们本身所揭示的规律、反映的事实，是客观的、中性的，没有所谓的“阶级性”，这与自然科学并无二致。但对研究的结果如何评价、如何运用就免不了包含价值判断、政治色彩和个人功利了。所以说，历史研究完全可以没有阶级性，而历史运用则必然离不开使用者的立场和利益。如果这些就是阶级性的话，历史运用当然是有阶级性的。正因为这样，对于以探求历史真相为己任的历史研究者而言，就不应该站在一个狭隘的立场上来看待历史。以前的爱国主义教育总是说我们中国人了解中国史、研究中国史，首先要明确自己是一个中国人，为自己伟大祖国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而倍感自豪，如果只是运用历史，用历史为现实服务，这当然没有错。但如果要做一个历史研究者，最关心的应当是历史事实的真相，而与研究者的国籍无关。否则，如果涉及国家的耻辱、民族的陋习，文化的劣性等，就不必研究、甚至一笔抹杀吗？即使是最敏感的问题，例如国家之间有争议的领土归属，历史事实也是客观存在、无法改变的，无论哪一国的历史学家，研究出来的结论应该是一致的。所不同的只是如何运用这一事实，如故意忽略或隐瞒某些事实，强调或夸大某些事实，以使自己一方在领土争端中处于有利地位，赢得外界道义上的支持等，但这早已不是历史研究，也不是历史学家的事了。 因此，研究历史文化，必须要有大眼光：从纵向看，应该有一个历史发展的观念；从横向看，应该把小范围的历史放在大范围中考察，将中国的历史放在世界的范围内来考察。我们以前在研究中往往过分强调自己中国人的身份，强调中国历史的特殊性，就没有把中国文化放在整个历史时代、整个世界体系中，缺乏全球性的视野，缺乏融会贯通的气势，甚至没有把中国纳入亚洲范围来考察。研究中国文化的不知世界文化，研究世界文化的又不知中国文化，研究明清文化的不知近代文化，研究近代文化的又不知明清文化，这样就无法真正深入地了解中国文化。 正因为以前我们很少把中国历史放在整个世界范围来考察，到底历史上的中国在当时的世界处于什么地位，到现在为止很多人、包括不少历史研究者在内其实并不清楚。这样就逐渐滋长了一种夜郎自大，固步自封的心态，认为历史上的中国一直是世界上最先进的国家，只是到了近代遭受西方列强入侵才落后于世界，实际上并非如此。由于地理环境的制约，也由于发展水平的时空差距，长期以来中国一直没有受到过外界强有力的挑战。另一方面，在东亚大陆和中国文化圈的范围之内，的确不存在整体上更先进的文化。这就使中国人一直认为惟有中国的帝王才是天下的主宰，“溥（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诗经·小雅·北山》）其他一切国家和民族都应该毫不例外地服从，只能称臣纳贡。至于一些过于遥远或野蛮的地方，并不是不可以由中国来统治，而是那些地方没有资格，是那里的人没有做天朝臣民的福气。而任何外国或外族，只要没有与中国的行政制度和文化传统联系在一起，就必定是落后的蛮夷之地。就连中国历史上最称开放、气度恢宏的汉朝和唐朝，我们翻遍史籍，看到的也只是天朝大国的慷慨大度和异族外国的仰慕归化。 儒家的工具主义文论系统,是中国古代居于主导地位或者官方意识形态地位的文论话语。就其产生的动因而言,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西周文化之遗存。我们知道,西周是政文合一的社会,文化系统与政治系统密不可分,国家意识形态直接表现为政治的与文化的制度以及人们的行为方式。所以,诗歌在西周时期乃是作为国家意识形态话语系统与礼乐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受到尊崇的。 　　就现存《诗经》作品来看,西周诗歌的功能首先是沟通人与神的关系,那些以祭祀上帝、山川日月之神以及祖先神灵为目的的颂诗和部分“大雅”之作就属于这类作品。其意识形态功能在于:向天下诸侯证明周人统治的合法性,向周人证明贵族等级制的合法性。对神的祭祀从来都是一种特权,因此,祭祀活动本身就已经具有意识形态功能了。西周诗歌的第二个重要功能是沟通君臣关系。这里又分为“美”、“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