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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族思想的概念及发展脉络崔明德 共3页 [1][2][3] 字号：【大 中 小】 第四，“民族主义思想”是“民族主义”衍生的一个概念。既然民族主义是由民族思想发展而来的，那么民族主义思想与民族思想自然也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在研究人们对“民族主义”等问题的认识时，使用“民族思想”这一概念也并不勉强。 　　第五，从学科范围来看，“民族思想”已经涵盖了“民族关系思想”，或者说“民族关系思想”是“民族思想”的一个分支或研究领域。“民族思想”的概念也能涵盖“民族关系思想”的概念。 　　第六，“民族思想”的研究成果比较丰富。学术界对“民族思想”的研究较早，近十年来成果更为突出。研究内容从先秦直到当今的重要人物的民族思想无不涉猎。正是因为民族思想已经有了比较丰硕的研究成果，所以“民族思想”这一概念更适合于我们对民族及民族问题的认识和探讨；也正是因为民族思想所具有的深邃内涵、宽广的研究领域以及已经取得的比较丰硕的研究成果，才使民族思想作为一门独立学科成为可能。 　　 　　二 　　 　　民族思想是随着民族、民族问题的产生以及人们对民族、民族问题在认识上的逐步深入甚至飞跃而产生和不断发展的，大致可以划分为以华夷之辨为主线的古代传统的民族思想、以反清反帝为脉络的近代民族思想和以平等、团结、互助、民族区域自治为主要内容的现代民族思想等三个大的历史发展阶段。 　　古代传统的民族思想，主要包括夷夏有别、夷夏对立、以夏变夷、夷夏一家、夷夏平等及因俗而治等内容。 　　大致说来，在汉族的前身华夏族(或称夏族、诸夏、华族)形成前后，即有对华夏与其他部落或部落联盟区分的初步认识。但是，在西周之前，夷夏之辨还并不十分严格．夷可以变而为夏，夏也可以变而为夷。到西周末或稍后的春秋时期，随着华夏族的形成，华夏族与其他民族的分别更加明显，形成了华夏与“五方之民”的概念，而且也进一步强化了夷夏对立的思想意识，如史佚就提出了“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这一很具代表性的夷夏对立的观点。这是传统民族思想的雏形。 　　春秋战国时期，随着民族交往或民族战争的日益增多，汉族的一些上层人物和普通民众都对民族及民族关系提出了自己的见解，逐渐形成了系统的民族思想。一方面，夷夏有别、贵夏贱夷、尊王攘夷及夷夏对立的观点和呼声更加突出和响亮；另一方面，也出现了四海一家、华夏应教化夷狄和以夏变夷的思想。在这一时期，由于夷夏关系比较紧张，所以夷夏有别、贵夏贱夷和夷夏对立的思想就经常挂在一些政治家和思想家的嘴边。如管仲等人提出了“戎狄豺狼，不可厌也，诸夏亲昵，不可弃也”的观点。富辰曾对周襄王说“狄，豺狼之德也”、“狄，封豕豺狼也，不可厌也”。周襄王时，苍葛提出了“德以柔中国，刑以威四夷”的观点。孔子等人提出了“裔不谋夏，夷不乱华”的观点。同时也出现了“内诸夏而外夷狄”的观念。 　　由于民族交往的不断增多，在这一时期也出现了四海一家以及华夏应教化夷狄的思想。如孔子不仅提出了“四海之内皆兄弟”的观点，主张对少数民族予以教化，以德来吸引少数民族前来归附，即他所说的“有教无类”，“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而且还制定了对少数民族进行教化的原则：“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即应尊重其历史和风俗，允许多种语言、文化甚至宗教并存。孟子则将舜和周文王划人夷类——东夷之人和西夷之人，并提出了东夷之人与西夷之人“得志行乎中国，若合符节，先圣后圣，其揆一也”的观点。荀子提出了“四海之内若一家”的观点。儒家的另一部经典《尔雅》“释地”篇在解释何为“四海”时，说得更加明确：“九夷、八狄、七戎、六蛮谓之四海。”可见“四海”不仅泛指夷、狄、戎、蛮，而且具体指四夷中的诸多部落。 　　两汉时期，许多政治家、思想家和史学家在秦汉以来统一局面的基础上，大都继承和发展了春秋以来的“大一统”思想，将蛮夷戎狄视为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成员，如汉文帝提出“使两国之民若一家子”．主张汉与匈奴“约为兄弟”，双方划疆立界，“寝兵休土”。贾谊提出了“首足”观和“三表”、“五饵”的同化匈奴的方案，将华夏与蛮夷戎狄视为一体，汉朝天子是“首”，蛮夷戎狄是“足”，作为由多民族构成的中央政权，有首无足或有足无首都是残缺不全的。司马相如提出了“遐迩一体”的观点。韩昌和张猛提出了“汉与匈奴合为一家”的观点。《淮南子》中出现了夷夏一圈的观点。扬雄提出了“在夷貉则来之”的主张。何休提出了“夷狄能慕王化，修聘礼，受正朔者，当进之”和“不殊其类”的见解。 　　在两汉时期的民族思想中，司马迁的诸族同祖观无论在当时还是对后世都产生了重要影响。他在《史记·秦本纪》中说，“秦之先，帝颛顼之苗裔”；在《楚世家》中说，“楚之先祖出自帝颛顼高阳”；在《匈奴列传》中说，“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