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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如无恨月常圆-谈徐志摩的《两个月亮》与林徽因的《那一晚》二诗 廖锺庆 一、 1798年10月4日是英国近代文学史非常重要的一个日子，这是诗人华兹华斯与诗人科尔律治的诗歌合集《抒情歌谣集》（Lyrical Ballads）出版的日子。两年后，1800年诗集再版，华兹华斯加写了一篇《序文》（Preface），这一集一序，开启了英国浪漫主义的来临，并且对英国文学的影响历久不衰。虽然江山代有才人出，到了20世纪初叶与中叶，现代主义诗人叶慈（W. B. Yeats）与艾略特（T. S. Eliot）出来各领风骚，但是，华兹华斯与柯尔律治所开创的浪漫主义诗歌的影响却依然持续着。尽管艾略特对华兹华斯诗歌的定义“强烈感情的自然流露。”（The spontaneous overflow of powerful feelings.）与“导源于宁静中回忆所得来的情感。”（It takes its origin from emotion recollected in tranquillity.）”提出了批评，他认为华兹华斯的说法是“一个不精准的公式”（an inexact formula），进一步，他更指出，诗歌“既不是情感，也不是回忆，更不是（如果不曲解其意义的话）宁静！”诗是什么？艾略特说：“诗是许许多多经验的集中，由于这种集中而造成一件新东西，而对于老练的和积极主动的人来说，这些经验也许根本就不算是什么经验；这种集中的发生，并不是自觉地发生，亦不是经过深思熟虑而发生的。这些经验并不是‘回忆所得’的，这些经验之所以最终会在一种‘宁静’的氛围中结合起来，只是由于它于事件乃被动参与。诚然，这并不完全就是这么一回事。在诗歌创作中，有许多时候是需要自觉和沉思。”（注一）事实上，艾略特这一整段话对华兹华斯“沉思”理论的批评，严格言之，与其说是对华兹华斯“沉思”理论的批评，倒不如说是对华兹华斯“沉思”理论基本精神的接受。艾略特摆出这种批评的架式，很可能仅仅反映出他对华兹华斯的一种“影响之焦虑”罢了（注二）。而《抒情歌谣集》的问世，一方面标志着英国浪漫主义文学的真正崛起，另一方面以“自然”与“人”为歌咏对象这一特色的抒情诗歌已然确立。华兹华斯结识了柯尔律治之后，到1798年的亲密交往，直到1808年这十一年中，是他的诗歌创作生命的高峰期，华兹华斯大部分的好诗都是在这期间完成的。由于柯尔律治本身也拥有横溢的诗才，同时亦是一位杰出的文学评论家，所以，华兹华斯的诗歌创作不管在精神上与实质上都从柯尔律治那里获得了无法估计的助益。1808年这两位诗人彼此关系疏远后，华兹华斯似乎已失去了创作好诗的能力，这当然是诗坛的一大损失。 1920年11月19日，在英国伦敦国际联盟协会席上，徐志摩结识了林宗孟先生和他当时只有十六岁半的女儿林徽因。据徐志摩后来在《爱的灵感》一诗中的描述说，他对林徽因可说是一见钟情（注三）。但是，他们发展成为彼此相爱却在1921年四、五月间林徽因到访剑桥之后，这在林徽因的好几首诗里都有所描述（注四）。徐志摩在他的诗集《猛虎集?序文》中说：“整十年前我吹着了一阵奇异的风，也许照着了什么奇异的月色，从此起我的思想就倾向于分行的抒写。”但是，林徽因在她的散文《究竟怎么一回事》中则说：“我们仅听到写诗人自己说一阵奇异的风吹过，或是一片澄清的月色，一个惊讶，一次心灵的振荡，便开始他写诗的尝试，迷于意境文字音乐的搏斗，但是究竟这灵异的风和月、心灵的振荡和惊讶是什么？是不是仍为那可以追踪到内心直觉的活动；到潜意识后面那综错交流的情感与意象；那意识上理智的感念思想；以及要求表现的本能冲动？灵异的风和月所指的当是外界的一种偶然现象，同时却也是指它们是内心活动的一种引火线。诗人说话没有不打比喻的。”（注五）林徽因的“追踪”当然是点到即止，让徐志摩成为诗人的主要原因是发自徐志摩的内心，事实上，深入去探究却是因为徐志摩对林徽因的爱。1924年林徽因选择了与梁思成赴美留学，可说已彻底地结束了她与徐志摩在英国的初恋，1928年与梁思成在北美结婚更为徐林二人的初恋故事画下了句点。然而，当徐志摩在1928年12月在北平与林徽因重逢后，没多久他又向林徽因展开他的爱情攻势，他把他们当年在剑桥拜伦潭前的两点盟誓“一、创作诗歌，二、落实爱情”重新提出（注六）。但是，林徽因在她的诗中已非常明确地告诉徐志摩，关于第一点，她会戮力以赴，至于“爱情”，很抱歉，她就不奉陪了。我们可从1930年年底徐志摩写出他的最好的一首长诗《爱的灵感》清楚地见出他对林徽因的爱情从未改变过。1931年4月写的《山中》、《两个月亮》、7月写的《你去》及《云游》，这一系列的诗歌背后的真意亦都异常明确。我们也可以从林徽因在1931年所写的九首诗（当时徐志摩还在世）一方面看出这些诗歌风格也和徐志摩一样深受英国浪漫派奠基人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