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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币实际汇率和人口年龄结构（上） 2010-6-18 ??　摘要：本文试图为人民币实际汇率变动提供一个关于人口年龄结构角度的解释。本文首次建立了较为全面的反映人口年龄结构对实际汇率的影响机制的理论模型，认为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不仅通过“需求结构效应”、“经常账户效应”等传统的需求面影响机制对实际汇率产生影响，而且还会通过“巴拉萨一萨缪尔森效应”、“要素禀赋效应”等来自供给面的影响机制发挥作用，在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后者可能更为关键。本文首次利用协整检验的方法对中美间实际汇率与人口年龄结构的关系进行了检验，发现中国劳动人口比率的相对上升将带来人民币实际汇率的升值，验证了前文的理论猜想。本文还首次对长期内的实际汇率走势进行了预测，发现2015年不但是中国“人口红利阶段”的转折点，也是实际汇率走势的转折点。 　　关键词：实际汇率，人口年龄结构，协整分析，人口红利 　　一、引言 　　依据对实际汇率稳定性的不同认识，形成了关于实际汇率长期变动规律的两个相互竞争着的研究传统。如果承认购买力平价的成立，那么就意味着实际汇率长期内是稳定的，所要研究的实际汇率变动问题就体现在遭遇各种冲击时，实际汇率向均值复归（mean reversion）的调整特征（Rogoff，1996；Sarnoand Taylor，2002）。而如果否认购买力平价的成立或者至少是进行理论上的修正，那么实际汇率在长期内就会因为与某些经济变量之间存在的稳定关系从而呈现出某种变动趋势，从这个角度就开启了大量关于实际汇率长期变动趋势问题的研究，早期的研究包括从生产率的角度（Balassa and Samuelson，1964）、从偏好的角度（Lucas，1982）、从要素禀赋的角度（Baghwati，]984）、从需求结构的角度（Bergstrand，1991）等；近期的研究则视野更为宽阔，包括从收入分配平等性的角度（Garcia，1998）、从自然资源禀赋的角度（Sachs，1999）、从海外净资产的角度（Laneand Milesi—Ferrett，2004）、从汇率制度的角度（Broda，2006）等等，而从人口年龄结构（age structure）的角度对实际汇率变动规律进行分析则是在2000年后出现的新的研究方向。 　　人口年龄结构是指根据不同年龄段划分的人口构成比例，按照青少年组（0～14岁）、劳动年龄组（15～59或64岁）、老年组（60或65岁以上）是最常见的划分方式。人口年龄结构与生育率、死亡率情况直接相关，后者决定了人口年龄结构在较长时期内的变动情况。由于劳动人口与老年人口等在储蓄等方面存在重大差异，因此对人口年龄结构的关注是宏观经济研究的传统，凯恩斯在《下降中人口的经济后果》（1937）就开始讨论这一问题。人口年龄结构问题在近年来的经济研究中尤其备受关注，涉及到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Bloom，Canning and Malaney，1999）、对生产率的影响（Feyrer，2007）、对储蓄的影响（Miles，1999）、对资本流动的影响（Higgins，1998）、对资本市场的影响（Arnott and Cass·cells，2003）、对经常账户的影响（Batini，Callen and Mckibbin，2006）等各个方面。由于生产率、储蓄等因素与实际汇率之间存在着密切联系，因此这些研究在近年来就自然延伸到了人口年龄结构与实际汇率之间的关系。 　　Braude（2000）的研究是最早涉及人口年龄结构与实际汇率之间关系的文献。他建立了一个简单模型进行了数据模拟，认为老年人口比率上升将造成实际汇率的升值。在实证检验中，这篇论文运用了1970—1990年间98个国家的数据进行了面板分析，发现了两者确实存在相关关系：在发达国家，老年负担率（老人与劳动人口之比）10%的增加导致实际汇率12%—15%的升值，儿童负担率（儿童与劳动人口之比）对实际汇率的影响不明显；在发展中国家，儿童负担率10%的增加导致实际汇率4%的升值。老年人口对实际汇率的影响仅仅限于发达国家。 　　Andersson and Osterholm在近年发表了关于这一问题的多个研究成果，其中2005年的研究针对瑞典1960—2002年的数据进行最小二乘回归，显示人口年龄结构对实际汇率有显著的解释力；其2006年的研究则将研究视角扩展到了多个国家，使用1971～2002年25个OECD国家数据做面板回归，显示具有生产能力的人口对实际汇率具有贬值效应，退休人口带来升值压力。在这些研究中，他们并没有建立理论模型进行分析，并且在实证检验中，认为实际汇率、年龄结构等变量都是平稳的，因此运用最小二乘法进行分析，只是在预测中采用了ARIMA模型等时间序列方法。 　　此外，近年来也有不少关于生育率（fertil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