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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秩序”看《雷雨》中周朴园的意义 作者：王宏根　秦祖辉 　　关键词：秩序 周朴园 生存困境 　　摘 要：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形成的秩序规范着人们的行为，但新时代观念的变化势必引起现代意识与传统秩序的冲突。《雷雨》中的周朴园恪守传统的封建伦理，曾经的秩序受害者演变成传统秩序的捍卫者。但从文本的叙述中仍能看出作者对旧秩序的复杂态度，具有意识反抗强烈的繁漪身上有对旧秩序认可的一面。曹禺旨在通过人在现实和理想中挣扎的故事，展开对人生存困境的思考，并试图以宗教的方式抚慰人的痛苦心灵，完成了周朴园在作品中的意义。 　　秩序是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逐渐形成的，并为社会各行为主体普遍遵循的行为规范。它既规范着社会中人的行为，又对社会行为进行评判，因此，秩序不仅是社会得以安定和发展的基础，而且是家庭行为的准则。中国自古就将治家和治国置于同等重要的地位。《礼记·大学》云：“所谓治国必先齐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无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于国：孝者，所以事君也。悌者，所以事长也。慈者，所以使众也。”这种“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想，注定家庭也就成为秩序践行的最基本单位。 　　婚姻关系是家庭中最基本的关系。人类进入文明时代始，一夫一妻制的婚姻关系就得以确立，但中国封建社会对夫妻关系有严格的条件认定。首先是身份的认定。伦理秩序排除了父母辈与子女辈的婚姻关系，以及有血缘关系的兄弟姊妹的婚姻关系，这种规定显然具有时代进步性。其次是过程的认定。中国封建社会时期，一直强调“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诗经·南山》中就有“娶妻如之何，匪媒不得”的记述，婚姻的决定权在父母等长辈的手中，《清律》甚至明文规定“嫁娶皆由祖父母、父母主婚；祖父母、父母俱无者，从余亲主婚；其夫亡携女适人者，其女从母主婚”。最后是责任的认定。要求夫妻双方互相关心、照顾、患难与共，做到夫唱妇随、相濡以沫。当决定形成夫妻时，这种社会规定性的契约关系就已经得到认可。 　　在成员关系上，中国古代将家庭管理和国家管理融为一体，有明确的地位划分。孔子强调“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秩序，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中则将孔子的思想发展为“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要求正如臣服从于君一样，子/妻必须服从父/夫，同时也要求作为一家之长的父/夫必须为子/妻作出表率。究其原因，恩格斯认为“随着财富的增加，它一方面使丈夫在家庭中占据比妻子更重要的地位；另一方面，又产生了利用这个增强了的地位来改变传统的继承制度使之有利于子女的意图”，原先的母权制于是让位于夫权制，尽管这种家长制模式具有一定的专制色彩，但对于家庭的稳定及有效运转无疑是有一定的功用的。正因如此，这种家庭管理方式一直被普遍接受并作为一种既成的观念根深蒂固地存在着。在子女之间的关系上，则强调“长幼有序”、“兄友弟恭”。 　　由于古代学校教育并不发达，而且“蒙以养正，圣功也”（《周易·蒙辞》）的思想一直贯穿于中国古代教育的始终，因此家庭教育便成为家庭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并出现了颜之推的《颜氏家训》、诸葛亮的《戒子篇》、曾国藩的《曾国藩家书》等家教名篇。家庭教育的主要内容是以孝悌为中心的伦理观念、以诚信为中心的品德教化、以谦恭为中心的处世哲学以及以坚韧为中心的成才理想。在方法上则是强调父母的威严，《颜氏家训》中的“父子之严，不可以狎；骨肉之爱，不可以简。简则慈孝不接，狎则怠慢生焉”是一种普遍的教子观念。除此之外，古人特别强调要通过言传身教的方法去引导，正如《论语·子路》中所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行。” 　　《雷雨》中的周朴园很长一段时间里被认为自私、虚伪、残暴的资产阶级代表，但这种阶级分析方法过分附着的社会意义让曹禺诚惶诚恐，他申辩说：“现在回忆起三年前提笔的光景，我以为我不应该用欺骗来炫耀自己的见地。我并没有显明地意识着我是要匡正，讽刺或攻击些什么。”对周朴园这一形象的理解可以从他的语言去理解，他说：“我的家庭是我认为最圆满，最有秩序的家庭。”在他看来秩序是家庭圆满的必要前提，可见“秩序”是周朴园思想的标准，也是读者准确把握周朴园的出发点。 　　对于秩序，周朴园有过痛苦的接受过程。他与侍萍的爱情因没有遵循“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规则而被迫放弃，他也是秩序的受害者。但他对侍萍的思念之情一直没有忘记：记着侍萍的生日；给大儿子起名叫萍以表示对侍萍纪念；到处打听侍萍的坟墓在哪里；家道富实却始终舍不得丢弃三十年前的旧衬衣；把侍萍喜欢的家具一直带在身边，从南方带到北方，并按照三十年前的老样子亲手摆放；即使是在夏天，仍保留着侍萍受病总要关窗户的习惯；甚至三十年后还熟悉侍萍关窗的动作……周朴园说：“为的是不忘你，弥补我的罪过。”可见周朴园并不是在年老孤独时才回忆起旧日的爱情。他早年留学过德国，接受过西方现代文明的熏陶，他不是薄情寡义之人，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