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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诗人的悲愤与日本歌人的物哀和先秦两汉文学相比，魏晋文学的抒情性明显加强。文学不再被当作“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的工具，而是标榜“吟咏风谣，流连哀思”，“情灵摇荡”。并且情感抒发以悲为主。为何如此呢?悲情的审美作用促使人们倾力于悲情抒发。言悲唱恨自然不是发端于魏晋时期。以悲为美的审美观念包涵着深厚的社会历史文化内容，有其历史经验的积淀。早在《礼记·乐记》中就有记载：“丝声哀。”郑玄注云：“哀，怨也；谓声音之体婉妙，故哀怨矣。”《鬼谷子·本经阴符七篇》中指出：“故音不和则不悲。”可见“哀”向来就被作为艺术美的极致。哀以思的亡国之音比安以乐的点缀升平之调，其对人的激荡振撼力要强得多。而且，从本质上说，崇尚悲感正是人在礼法专制下，由不自觉而走向自觉时的一种情绪反映。两汉到魏晋正是经历着这种转折。我们知道，汉帝国以君主专制统治作为国体，而以“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作为思想文化专制政策。服务于封建专制的儒家伦理教条，被抬高到道德伦理的绝对高度，文人的个性意识被压抑，对己只求个人伦理道德的完善，对外追求治国安民的政治事业，文学创作则被当作没有灵性的，对君主进行政治讽劝的手段。由于以政治道德的功利权衡、取代文学创作的审美评判，文学沦落为表疏奏章。从《西京杂记》中司马相如“赋家之心，控引天地，包括宇宙”及与之相呼应的汉大赋铺张扬厉，以博大恢宏气象为美的审美风尚，我们可以看到在专制统治，国势强盛的时代导致人们形成一种以为可以任意驱役自然的社会虚妄心态，这种心态使得文士们在创作精神上自我迷失，自我心理歪曲。因而汉大赋中就不可能有忧与哀的灵魂情采。然而人的社会存在决定了其丰富复杂的情感感受不可抹煞，任何一种理性的力量都不能否定它的存在。并且在封建社会中，人的命运本质上就是一个悲剧：当他们循着封建主义的价值观去追求政治功利和道德完善时，总要牺牲作为人的弥足珍贵的富有个性的情感，从而避免不了深衷难抑的伤感、悲哀。“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就是显赫的功名也难以抵消对生命消蚀、年华逝去的慨叹。时代命运也决定魏晋六朝文学创作情悲的基调。相对于汉唐盛世，这一段历史时期，是中国历史上分裂割据，国运不昌的时期，改朝换代频繁，战乱频仍，士族文人处境艰难，命运难以自保，这也导致文学创作以悲情为主。然而我们的邻国--日本，日本的歌声中也是满满的物哀。物哀，即是“真情流露”，人心接触外部世界时，触景生情，感物生情，心为之所动，有所感触，这时候自然涌出的情感，或喜悦，或愤怒，或恐惧，或悲伤，或低徊婉转，或思恋憧憬。有这样情感的人，便是懂得“物哀”的人。有点类似中国话里的“真性情”。懂得“物哀”的人，就类似中国话里的“性情中人”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失败之．前，日本天皇号称“万世一系”，从未受到异国异民族的统治。日本是亚洲第一个走上民族独立的资本主义道路的国家。日本的地理条件、社会条件和历史条件，决定了它的文学特征。　　第一，日本文学形式在近代前大都是短小的，结构单纯。从古代开始，短歌形式的文学最为发达，后来发展为连歌、俳谐、俳句等，迄今不衰。日语音节、古调单纯，诗的形式不具备押韵的条件，因而日本诗歌极易与散文混同，形成散文诗化。日本随笔、日记文学，都很讲求文体的优美。散文的发展促进了短篇小说形式的物语的发达。十一世纪初出现的长篇小说《源氏物语》，其结构是由短篇小说连贯而成的，前后衔接松散，叙述简单，时间推移与人物性格变化没有必然的联系。　　第二，文学性格纤细、含蓄。自古以来日本自上而下的改革，对文学产生深刻的影响。明治维新以前，在日本文学中几乎听不到强烈的社会抗议的呼声。古希腊悲剧的那种雄伟崇高的观念，也不是日本作家追求的对象。他们追求的多是感情上的纤细的体验，表现的主要是日常的平淡的生活，在平淡朴素的生活中表达对社会对人生的冷静的思考。日本文学除很少例外，与激烈的阶级冲突一般都没有联系。即使是少数例外，作家的表现方法往往也是含蓄的，曲折的。　　第三，日本的文艺观是以“真”、“哀”、“艳”、“寂”为基础的。从“真事”始，平安时期的“物哀”，镰仓、室町时期的“幽玄”，江户时期的“闲寂”，主要是在和歌的基础上发展和提炼出来的。这些理论都是和作家向往的优美境界联系在一起的。而“余情”论为这种优美的境界提供了广阔的天地。日本短小的文学形式，最大限度地发挥了作家的艺术技巧和最大限度地概括了作家所认识的客观世界。　　第四，长于摹仿，变革迅速。大化革新后，日本全面向中国大陆开放。汉字、汉语乃至汉诗、汉文，原样移至日本，形成日本文学的重要分支——汉文学。在吸收中国文学的同时，日本创造了变体汉文、假名、和汉混体文，大量吸收中国词汇，创作了独具民族形式的文学作品。大化革新后经过近百年时间，日本文学有了飞跃的发展，相继出现了奈良平安文学及江户元禄文学。明治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