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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宓庆《翻译美学导论》前言 　　这本书是十多年前（1992年春—1994年春）我在香港的大学执教期间写的。临近1997年，正值英国殖民制度在港岛的“风烛残年”，岛内外各种牌号的旧势力非常活跃，在政治和文化领域不断兴风作浪，中华文化受到政治高气压的加倍挤迫、挑衅甚至凌辱，大学校园和社会上也充斥着对西方文化和政制的近乎狂热的鼓吹和病态的迷恋。学术阵地“扬西抑中”者也大有人在。这一客观情势就成了我写《翻译美学导论》时定夺写作基本取向的一大考量。我决定逆流而上，在书中大力阐述中华文化（侧重论述中译英）和中国美学思想，论证也重范例，尽力少作我本人直接的理论阐述。我的基本思想是：当时香港浮华浅薄的文化氛围和晦暗病态的政治气氛需要中国美学的熏陶、净化和涤荡。这就是眼前这本《翻译美学导论》在成书初期的基调。当然，促使我采取这个写作基本策略的因素还有学术上更深层的考虑。 　　我认为就中国译学而言，美学对翻译理论具有特殊的意义，中国美学对中国翻译理论具有特殊的意义。翻译与美学联姻是中国翻译理论的重要特色之一。在中国人的语言观中，语言功能与审美判断是密不可分的，这就不同于西方。中国的哲人从春秋时代就在谈美言与信言问题（《老子·八十一章》）。中国经典文献中辞章美学是个重要的领域。“温柔敦厚”（《礼记·经解》）、“仁义为美”（《孟子》）这类审美价值既是人格论命题，又是辞章美学命题。在中国人看来，人的“思”、“意”、“情”、“志”、“神”、“气”等等都与“言”一脉相通，互为内外表里，南宋严羽所谓“理路言筌”（《论诗话·诗解》）讲的是人的语言文字总会留下他的义理情思，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从汉语的特点来看，中国美学和美学思想也几乎与之切贴照应。先说汉语。 第一，汉语比较重主体意识，而不执著于“意”与“形”的丝丝入扣，讲求“尽在不言之中”：言者认为“听者知其然必如言者之意其然，言者意其然必如听者之知其然”。例如语态。说汉语的人只需说“价格定得太高”，不必说“价格被定得太高”；“这一球扣得真漂亮”，不必说“这一球被扣得真漂亮”，因为，在以汉语为母语的说话者的主体意识中，“定”、“扣”肯定是（某个）人干的，一切不言自明①。汉语中不存在英语中所谓的“虚拟语气非真实条件句”也是这个道理。“天若有情天亦老”在言者的主体意识中肯定是虚拟的，因此“有”与“老”必然“不真实”，不必加上什么“虚拟语气”的语法形式标志，同样一切不言自明。说汉语的人的主体意识使汉语语法形式机制大大弱化、简约化、隐含化，从而使语法的整体形态呈隐性，被称为“隐性语法”。汉语主体意识注重以“以意役形”的意念机制，扬弃“以形役意”的形式机制，从思维和认知方式来说就是主体意识的积极运筹，不必期待“形”来作终端规管和制约。 第二，汉语比较重“意”，所谓“以意为主”（南朝宋范晔《狱中与诸甥侄书》，唐杜枚《答庄允书》），就是说形成主轴。这里的“意”有三个所指、三层意思：一是指内容，所谓“意定形随”（内容决定形式）或“形随意定”（形式无法超越内容）；二是指情意，情寓于意；三是指意念，这时“意”与“言”对立而言，以言表意述志，就是孟子所说的“以意逆（迎）‘志’，是为得之”（《孟子·万章上》），孟子说的是交流中的人要用自己的意念、意识去意会、解读对方之志。汉语重主体意识，主体在交流中将自己的“志”（思想、观念、观点）形成一个有序的意念流，大体上按“主”（施事主语或话题主语）、“谓”（动词或作谓语用的形容词）、“宾”进入句法序列，形成意念主轴，只需要很有限的一些结构助词（如的、地、得，着、过、了等等），句子的构形不需要有什么繁复的形式（形态）装置，很多情况下语句都只是意念的简单的自然对接，不必借助语法（句法）形式的参与，很接近思维的本然状态。例如“云想衣裳花想容”（SVO+SVO），其中“云”和“花”都是话题主语，也就是说都是话题（topic），不是什么行为者（即施事）；“看到云”及“看到花”是两个行为，成了主语；“想”是“想起”、“想到”，是“不在场的”施事的行为；“衣裳”和“容”指某位女子的“衣裳”和“面容”，就是宾语。这种句子在汉语中占优势。主语话题化（topicalization）是汉语重意念、句子以意念为主轴展开而使句法隐含化的极重要的机制。汉语宾语的某些特征也是意念主轴的表现。例如“我吃小碗，你吃大碗”，当然不是把“碗”吃掉。“大碗”、“小碗”是一个指代性意念，是交流中关注的中心必须进入意念主轴；其他一切，可隐含则统统隐含。汉语这个重意念而不执著于句法形式的基本特点，带来了下述汉语的第三个特征：重交流中的直觉感应。 第三，重直觉感应、重交流中的语感。这个特征的主要表现之一是汉字的四声，在书面语中则是字的语义提示性构形。在全世界的几种主要语言中，汉语属于非常感性（perceptible,per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