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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高血压治疗50年：回归群体 2009年11月29日，由世界高血压联盟及爱思唯尔（Elsevier?）共同举办的第20届世界高血压联盟大会暨25届中国高血压联盟大会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召开。在大会欢迎晚宴上，来自加拿大渥太华的J. George Fordor教授做了题为《反思高血压临床研究与实践50年（Reflecting on 50 years of practice and research in Hypertension）》的演讲引发了在场代表的共鸣。 他指出人们对于高血压的认识经历了从最初的与年龄相关的生理现象到心血管事件的危险因素的过程，期间研究成果往往针对特定人群而忽略了高血压的群体特征——知晓率低、控制率不足，而且对于高血压治疗来说目前更大的问题在于如何将我们已经掌握的成果转化为临床应用。 在世界高血压联盟20岁生日的今天，我们回头静观半个世纪来与高血压斗争的历史，高血压似乎应该抽离仅是危险因素的禁锢，而转向将血压升高作为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使卫生政策的制定更加注重提高公众的健康意识以及生活方式的改善，使高血压这个危险的代名词真正回到群体预防的行动中来。 未知的存在 时间追溯到1945年2月4日，英国首相丘吉尔、美国总统罗斯福、苏联领导人斯大林共同出席雅尔塔会议，确立了二次大战以后的格局，有关高血压的故事从雅尔塔会议之后的2个月开始，导火索是罗斯福突发脑出血死亡。当天，圣路易斯邮报（St. Louis Post-Dispatch）源引罗斯福私人医生Admiral Ross McIntire在得知总统死亡后脱口而出的那句“晴天霹雳”（“Came out of the clear sky”）作为标题，从而引发了对罗斯福死因的各种猜测。同一天，白宫发言人Steve Early在新闻发布会上讲到，国会已经邀请了很多全国顶尖的医生对总统进行全面的检查，但他们并未就总统的死因达成一致，此外据Admiral回忆总统生前几周健康情况“非常好”，没有任何危险的征象。 据罗斯福的心脏病专科医生Howard G. Bruenn所作的病例记载，罗斯福在1935年所测的血压是136/78 mmHg，2年后为162/98 mmHg，到了1941年血压已经攀升到了188/105 mmHg；诺曼底登陆前不久，他的血压记录为226/118 mmHg；1944年竞选总统时，他的血压一直在200/100 mmHg左右，他进行广播演讲时甚至可以听到气短发作；在一份时间标记为1944年的心电图上还发现了左室肥大的证据；另一份尿检中“蛋白++”的结果也充分证明罗斯福是个彻头彻脑的高血压患者，而且已经合并靶器官损伤。在本文开篇提到的雅尔塔会议时，他的血压飙升到 260/150 mmHg。2个月后的一天早上，罗斯福感到头枕部剧烈疼痛，突然失去意识倒地，15分钟后，Bruenn为总统测量了血压——收缩压300 mmHg，舒张压190 mmHg，此后不久就宣布了罗斯福死亡。更为确凿的证据来自为罗斯福尸体做防腐处理的人员，他们在向尸体血管内泵入福尔马林溶液的时候感觉流速非常缓慢，证明罗斯福生前动脉硬化性血管狭窄已经非常严重，血管狭窄导致的反应性血压升高使罗斯福的健康状况雪上加霜，如果他不是死于脑出血的话，也会饱受心肌梗死之苦。 历史惊人的相似，8年后，斯大林突发脑出血死亡（官方说法）；20年后，丘吉尔脑出血死亡，而这种可复制的历史来源于同一个原因，即他们无一例外都是高血压的牺牲品。可惜的是当时大多数的医生认为血压升高是机体的一种保护性反应，没有必要干预，因为动脉硬化导致血管狭窄，只有升高血压才能保证器官的血供。事实上，1931年的医学教科书如此写道：“高血压的治疗本身缺少理论和实践经验，因此处理起来非常棘手：尽管我们可以想方设法控制血压的升高，但高血压很可能是一个重要的、有益的代偿机制。”正是由于这样的认识，罗斯福的私人医生才会发出“晴天霹雳”的感叹。 当时的医学还没有迈入循证医学的门槛，但三位巨人的故世确实引发了社会对于辨别高血压是善还是恶的诉求。这时，高血压通过社会事件走到了台前，使医生认识到症状不再是评价一个人是否有心血管疾病的唯一指标。已经意识到高血压是心脑血管事件的危险因素的今天，有人说如果将一个血压控制良好的罗斯福放回50年前的雅尔塔会议就好了，这样他与斯大林的谈判可能就不会落于下风，越南战争、朝鲜战争也就不会发生。 作为疾病的高血压 原发性高血压的定义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在1946～1955年间，即罗斯福死后的10年，血压的上限被定义为100 mmHg加上年龄的数值，因为当时认为血压随着年龄的升高是正常的。1955～1970年，对于高血压的定义加入了舒张压的界定，即160/95 mmHg即可视为高血压。1970年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