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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司制度下的水西社会 我读硕士二年级时，导师让我提前写博士学位论文的开题报告，于是就写了这份东西。这个报告的学术史部分虽然已经想到了要回应的问题，但大致是以对象问中心的。 一、问题与学术史 土司制度是元明清中央王朝对部分边远地区实施的羁縻政策，体现着两者之间的某种互动关系。本文拟考察土司制度下的水西社会变迁，以加深我们对“蛮夷”地区“向化”进程的理解。 对土司问题的学术探讨始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其背景是民族学在中国的逐步兴起。或许同当时面临着的各种内忧外患有关，如何开发边疆、确立适当的边疆民族政策是民国时期研究土司制度的学者们共同关心的问题。他们大都认为，土司世代相传，世享其土，世有其民，是一种封建制度，应废除和削弱土司的势力，健全政府在边疆的组织并加强职能，使边疆趋向“内域化”。凌纯声指出：“土司制度之在今日，论者难免有封建残余之讥，然中国对于国内各宗族，向以‘齐其政，不易其宜；修其教，不易其俗。’为我国传统之边政政策，且我中华民族之成长，先以汉族为大宗，其它宗支逐渐加入，多由部落而羁縻，羁縻而土司，土司而内附，内附而完全涵化。……但近数十年来，中国内政日有进步，对于边政亦当秉‘不教弃之’之古训，不能听其长期停滞于封建部落之阶段而故步自封。亟应予以提携，促边政之改进，使能与内政并驾齐驱，完成中国政治的整个现代化。” 抱着这种致用的目的，研究土司问题的学者大都能够结合历史与现实，综合利用文献材料与调查材料进行探讨，并提出自己的改革建议。在具体的研究过程中则基本上有两种取向，一种是偏重于制度的探讨，或着眼于全国，或着眼于一个省一个地区乃至一两个土司，对从明代乃至更早以前一直到民国时期的土司政策进行历时性的梳理。这个方面的代表当推佘贻泽，1936年，佘氏在《禹贡》杂志上发表了《明代之土司制度》、《清代之土司制度》等论文，以后又写成〈中国土司制度〉一书，这是关于土司制度的第一部专著。该书考察了土司制度的起源、明清两代土司的世系、辖地、属民、朝贡、改土归流、现存土司的状况、各省对土司的态度等，并总结了明清土司政策的经验与得失，最后提出了自己的建议，认为交通与移民是解决土司问题的关键。作者以全国土司为研究对象，但对地方社会的状况以及地方文献了解不够，舛讹与片面之处颇多。但在厘清制度的内容及其沿革方面（这是当时学者们着力的重点），《中国土司制度》较当时的许多论著更为深入和全面，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凌纯声对土司的考察仍然侧重于制度层面，如土司起源、土官品衔、袭职情况等，但他已经注意到了土地问题的重要性以及以土地所有权为基础的社会关系，并指出解决土司问题的关键在于土地问题。 土司制度研究的另一种取向是注重社会状况的描述。三、四十年代，一批民族学家深入土司地区，展开细致的田野工作，对土司地区的政治状况、经济生活、宗教信仰、风俗习惯等作了详实的考察。1945年，林耀华带领他的研究生陈永龄，对川、康北部交界地区的嘉戎进行调查，根据调查结果写了《川康北界的嘉戎土司》。嘉戎的四土部和五屯部是主要的考察区域，作者将其置于广阔的时空背景中，考察了嘉戎民族的来源、杂谷土司的兴亡、五屯的成立以及四土的历史，并描述了一普通头人怎样利用兵力战争、婚姻关系以及政治手腕崛起为嘉戎地区领袖人物的过程。相对于作者1944年写成的《凉山夷家》，可以看到作者对历时性研究认识的变化和加强。江应梁是一位有着较深历史学功底的民族学家，民国二十六年、二十七年两度入滇考察，根据这些调查，结合文献材料，他发表了《云南土司制度之利弊与存废》、《滇西僰夷的土司政治》等论文。作者认为，民国时期的土司虽无名义上的政治地位，但是掌握有地方社会的实际权力，他建议健全政府的组织并加强职能。在后一篇文章中，江应梁根据《云南通志》和一些笔记，考察了云南西部腾越龙陵边区现存土司的沿革状况，又结合实地调查，论述了该地区土司的行政组织，社会结构，土司阶层的知识文化、生活状况以及承袭的有关规定及具体执行情况。综观这些民族学家关于土司问题的论著，大致侧重于现象的描述，分析则显不足。并且他们的关注点集中在现代社会，虽然有的学者也注意历时性研究，但往往偏重于土司的沿革、中央的政策规定等方面，作为描述现实的背景。总之，尽管学者们抱有怎样使边政同内政看齐并进的关怀，但民国以前土司地区的社会状况及其“向化”的过程，却是土司制度研究中一个较为薄弱的环节。在文献材料的运用方面，学者们主要是征引正史、政书以及笔记，地方志特别是府州县志基本上被忽略了。 建国后，土司研究中注重田野调查的传统被放弃，但文献材料方面则有所开拓（主要是地方志受到重视）。在马克思主义史学传统的影响下，学者们力求分析土司地区的阶级分化、社会性质以及社会变化等。土司制度始与何时，特征是什么？其产生的经济基础怎么样？其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