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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怪现象做慈善主要是房地产 这里包括房地产商的赎罪心态 　王健林、、 　：王你参与慈善有二十多年了，从历史视角看大的慈善环境有哪些变化？ 　　王健林：最大的变化是中国人的慈善观念变化了。在1980年代做善事的时候，有人说你是在“闹妖”(大连话，搞怪事的意思)，而且那个时候绝大多数人不认为慈善是一种光荣的，也没有认可的。到后来颁发第一届中华慈善奖，加上社会进步，人们收入水平提高，慈善被看做是一种比较光彩、光荣的事情。所以也就有些人打着慈善的幌子来做什么事情。在我看来，最大的变化就是人们慈善的观念在进步和对慈善事业的关注。 　　：现在美国企业家为什么流行捐款，是因为社会的氛围。不这么做进不了主流，上流社会或者主流社会不太容纳。我相信中国，再过一段时间，也会出现这样的局面。 　　王健林：　第二个变化，就是党和政府的慈善观念的变化。以前官方是从来不对慈善有什么说法的，现在认为是很重要的事情。每年国家来颁布中华慈善奖，连颁8届，有两届是胡主席出席的，国家的一把手出席慈善颁奖，这是极少见的。党和政府也认识到慈善是社会事业的非常重要的补充。他们不再认为政府是万能的。以前认为政府包揽天下，要你们这些企业家出来做什么慈善；还有的认为，你们企业家出来做慈善，是不是证明政府工作没做好，给政府抹黑？还真有这个想法的。但是现在政府不这样想了。随着NGO组织越来越多，今后政府将会逐渐退到本位。 　　这些年，真心实意做慈善的企业家越来越多。搞假慈善的还是少的。有些企业家知名度可能不是那么高，但是我真的看到有些人在做。我去四川的一些山区，看到真有一些学者、记者、小企业家在那里做了好多年慈善，很感人。 　　：做慈善这么多年，你个人的慈善观念是否也发生某些改变？ 　　王健林：最早的时候，我做慈善就是扶贫助残。后来我认识到慈善是一个完整的事业，扶贫助残只是其中一方面，更重要的问题是要唤起社会民众的知觉，这个比我单纯扶贫助残更有意义。怎样让社会认可慈善事业，或者让民众自觉参与到慈善事业中，这个意义更大。所以将来一定要靠一个组织来做慈善。过去我都是自己每年花点钱，去贫困点走一两趟。现在我觉得身体力行是一方面，但不是主要的，我觉得以后要靠组织体系，靠社会体系。将来要找对的人做对的事。 　　：尽管提到中国人的慈善观念在进步，但对包括你在内的慈善家，尤其是边做商业边做慈善，一直有质疑的声音。你怎么看？ 　　：我觉得在中国社会这个声音是越来越少的。首先做商人和做慈善本身就不矛盾。第二从社会现实来看，做慈善最多的就是商人，因为商人拿得出钱。慈善最重要的是要解决资金，不管你是助贫还是其他社会事业，首先就是解决资金，资金从哪里来？商人。所以说一边做商业一边做慈善，被认为是一种矛盾，这个观念太落后了，以后社会上的这种声音应该会越来越小。 　　：　还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做慈善的主要是房地产企业家。这里面包括一点点房地产商人的赎罪心态，但不是主要的。因为房地产企业总体来讲，还是赚钱比较多。比如制造业利润薄，就一个点两个点，干了一百亿，就一两个亿的利润，他怎么去做慈善？当然也可以去做，就是比较小。还有一个行业，金融业，也很赚钱。但为什么金融业做慈善的也相对较少呢？因为金融业是国有的，拿钱出来费劲。将来民营银行开放了，十年后看，中国假如有30家、50家民营银行，出来几十个民营金融大老板，可能民营金融业也会是慈善的主力军。 　　：万达进入全球扩张时代，成为一家跨国公司。从洛克菲勒、福特到比尔·盖茨等跨国公司的企业家，都在全球做慈善，你有怎样的考虑和布局？ 　　王健林：我是这么认为的，全球慈善要从两方面看，不能简单地认为做全球慈善就是好的。全球慈善当中，有相当一部分是打着慈善的幌子，实际是在为他的国家战略、国家经济甚至是国家安全服务的。很简单，索罗斯就是非常明显的例子，他做了很多的慈善，但是他针对性非常强，就是对他们所谓的不民主国家去做慈善。 　　：在你看来，索罗斯这样做不好？ 王健林：我认为不好。民主当然是不错的事情，但是民主应该是内生性的，需要自身发展。外力是行不通的，像乌克兰，民主有了吗？还有埃及、伊拉克、利比亚等这些国家。外部力量推翻，结果国家更乱了。为什么呢？强人政治，没有社会力量。如果有两个基本大的组织，那就可以托起来。在强人政治的时候，这些东西都是分散的，一边倒。还有一些美国的在非洲搞工程慈善，也不完全是真实的慈善。 ：比尔·盖茨、巴菲特那是真心实意地在做而且推动全球慈善意识的发展和提升，他们到中国及世界各地去游说，这些是比较赞赏的。但是也有相当一部分慈善机构是出于政治目的。所以我觉得国际慈善应该两分法，不能简单说美国在做善事我们就该完全接纳，或者完全给予赞扬。 　　　：我将来肯定会走向国际慈善界，这是毫无疑问的。随着企业国际化，我也会参加这些活动，但我可能会有选择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