娜拉出走会怎样评论1.docVIP

娜拉出走会怎样？ 娜拉出走会怎样？——一百年过去了，旧的问题未解决，新的问题已出现（孙萌） １９１９年，“五四”新文化运动爆发，易卜生的戏剧精神正是我国“五四”前后进步社会力量所需要的。我们可以断言，易卜生对中国的妇女解放运动起了直接的推波助澜作用。长达几千年的中国封建社会里，男尊女卑、三从四德是一以贯之的文化传统，是一种集体无意识，从《孔雀东南飞》到梁祝、宝黛悲剧莫不如此。“娜拉”离家出走时重重的关门声像一声春雷，震惊了昏睡中的中国妇女，她们发现自己也可以像人一样有尊严地活着，于是在现实生活中有的女性也选择了娜拉同样的道路，如女作家萧红，她从父亲的家出走之后，又曾经三次从丈夫的家中出走。而女革命家秋瑾在先于五四运动十几年的１９０４年就离家出走了。 我国这一时期的戏剧与文学，如胡适的《终身大事》、欧阳予倩的《泼妇》、女作家白薇的诗剧《琳丽》、郭沫若历史剧《三个叛逆女性》、茅盾的小说《虹》、冯沅君的小说《旅行》等都突出了反封建的妇女问题和婚姻问题。在当时二、三十年代的上海滩，女明星们都以上演娜拉为荣，现在仍健在的黄宗江先生则是最早男扮女装参加易剧演出的。 关于娜拉（《玩偶之家》中的主人公）的出走，鲁迅做过冷静的分析。１９２３年１２月２６日鲁迅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做了《娜拉走后怎样》的讲演，先生给的答案有三个：“堕落”、“回来”、“饿死”。在之后的小说《伤逝》里，鲁迅用子君与涓生的故事回应了自己的问题与答案，“为准备不做傀儡起见，在目下的社会里，经济权就见得最要紧了。”鲁迅把妇女的解放提高到社会经济制度改革的高度来考虑，也进一步深化了易卜生《玩偶之家》的主题。 纵观中国电影史，我们能在电影中发现娜拉或者娜拉的变体。根据洪深剧本《爱情的逃亡者》改编的电影《女权》拍摄于１９３６年，女主角宋嘉玉由当时的“影后”胡蝶饰演，宋嘉玉厌倦茶叶富商的庸俗家庭出走，因无奋斗目标，漂泊五年后又重新回到家庭，作了一个律师的太太，影片最后，剧作者又让她第二次出走，但是走向哪里去，作者没有告诉我们。正像当时评论所说“宋嘉玉有第二次出走，也将有第二次的回来。”“十七年”时期的电影《青春之歌》里的林道静，由于家庭逼婚，离家出走。和北大学生余永泽结婚后积极投身到学生运动中，引起丈夫的反感，与丈夫的分歧导致林道静的第二次离家出走。在卢嘉川的引导下，林道静完成了从“娜拉”到“战士”的蜕变。新时期电影《黄土地》中的翠巧不服从男权文化结构所规定的秩序，不听父亲嘱咐，不受丈夫支配，依然逃离夫家，最后被黄河水浑浊的波涛吞噬。影片中作为拯救者出现的八路军顾青，没能像“十七年”电影《青春之歌》中的卢嘉川、《红色娘子军》中的洪常青那样成为救世主，让娜拉成为战士，这也是作为“文化反思电影”发人深思的地方。９０年代《大红灯笼高高挂》中的颂莲，明知“人在这个院里算什么东西，是狗，是猫，是耗子，就是不是人”，但她为了获得陈佐千的恩宠，千方百计和其他妻妾斗法，是一个甘于做“玩偶”的娜拉。电影是时代的一面镜子，从这一面面镜子里，我们也看到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娜拉。 我看重的是娜拉心理上的觉醒。她一步步感受到自己心灵深处的状态，她要对自己负责，她要找回自己的尊严。“我有力量变成一个人！”这是娜拉的诺言。现在有多少婚姻、或者多少“不明”婚姻，像个不绽放的花蕾，紧紧地裹住人们。有的花蕾绽放了，但不是靠天然的阳光，而是被一条蛀虫咬得花瓣张开，然后片片凋谢。又有多少娜拉能意识到这一点并付诸行动呢？一方面是男女不平等、甚至家庭暴力依然存在，另一方面是很多女性在心理上乐意成为“玩偶”，只要有足够多的钞票、足够大的别墅！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中的颂莲成为当下一部分女性的图腾，让娜拉的觉醒成为南柯一梦。 挪威国宝级演员、著名导演伯格曼的妻子丽芙·乌尔曼在今年１月１４日获得易卜生逝世１００年特别奖时，曾感慨地说：“女人们至今依然像娜拉般起舞。瞧，我还在等着，等待一个奇迹。”只是，娜拉耐着性子等了八年，我们等了近一百年，等的结果是：旧的问题尚未解决，新的问题已经出现。对于奇迹的发生，我很悲观，因为我看到了易卜生老人那双忧郁的眼：写满问号，没有答案。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