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书法创作无法漠视的三大情境.docVIP

当下书法创作无法漠视的三大情境是书法的历史情境，书法的批评语境与书法所面临的社会情境。笔者认为，书法的历史情境为当下书法创作预设了种种限制，只有成功地超越这些限制，当下书法才能获取生存权。当下书法的批评语境与当下的书法相伴而生，漠视了批评语境的存在，一任批评语境中不利当下书法发展的因素蔓延，将对当下书法的健康发展产生重重阻碍作用。社会情境对当下书法的制约丝毫不亚于前二者，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当下书法的脉动能否与社会情境同频共振，才是当下书法获得当代性，打上时代印记的关键。 　　一、历史情境及其对当下书法价值取向的制约 　　书法迄今已有多少年的历史，没人会给出一个精确的答案。但是回顾既往，将书法史大致划分为两个阶段，应该没有大的争议。即书法史的第一阶段是书体形成及演变的历史，第二阶段则是书家风格面貌发展演变的历史。站在今天的时间坐标上，书法史的既往形态——书体演变史与书风演变史便构成了当下书法创作的参照系——历史情境。 　　1、对历史情境的回顾 　　书法起步之初，远非艺术，因此，对之起推动作用的原动力绝非来自书法艺术的“自律”，而是来自社会实用功能的“他律”。换言之，正是社会实用功能导演了书法史书体演变的第一幕。 　　从殷商甲骨文开始到三国西晋时代草书、楷书、行书问世这一漫长时期，人们为了认知世界，处理事务的方便，以“以趋简易”的方式，对各种字体不断简化。从字体出现前的大汶口刻画符号到甲骨文的成熟，再到篆书、隶书、行书、草书、楷书的完备，还有伴随这些书体由始创到完备过程中的那些形体面貌变化多端，名号各异的变异书体，如鸟虫书、禾穗书等，构成了一个庞大的文字帝国。在这个帝国中，几乎每一种字体又可分出好多个细类。而这一庞大文字体系在字体由少到多，文字的书写由繁到简，文字的辨识由难到易的过程中，社会实用功能是自始至终贯穿这一过程的最为重要的推动力。尽管部分甲骨文，尽管汉代存量极少的以纸为载体的家书，存留了书写者的姓名，但从总的局面来看，在字体演变时期，时代关注的是每一种字体的创新与发展，而非书家个人。谁是书家，是什么风格无关紧要，所以只有字体的名称流传下来。而如此漫长的一个历史时期无数的书法家的名字却罕见流传。即使书家之名偶尔流传后世，也仅为少数后世书家或专事书法史的学者所了解，对大多数书法家以及人数众多的书法爱好者而言，这些书家仿佛压根就没有存在过。这与其后钟繇、张芝尤其是王羲之、颜真卿这些炳彪史册的大书家的声名赫奕恰恰形成了极其鲜明的列比。难道是甲骨文、金文、小篆、隶书的作者书艺水平，对书法艺术的贡献远比不过这四家吗?非也!乃时势使然尔。因为在这一时期，字体的意义远远大于书体的意义，而书体的意义远远大于书家个性化的以其姓氏命名的“某体”的意义。书体因依附于字体而难以独立存在。书家个性化书风的“某体”因依附于难以自立的“书体”而趋于隐遁不彰，是不争的事实。 　　而自魏晋南北朝开始，书法的积累已经足够丰厚，“他律”对书法发展的影响已无可争辩由第一位降至第二位，有时甚至降到无足轻重的地位。书体与字体，渐行渐远，“字体”这一称谓在书法领域内，日益失宠，只有在书法与文字学复合领域内才会被书法家关注。与此相反，书体日益取代字体的重要地位，战为书法艺术表述时的关键词。而与此同时，伴随着来自书法内部“自律”的召唤与制约日益重要。对书家书写技术的个性化要求，在书法面目日益繁富的情形下，个性化的标记，已经成为一个书家自立于书坛日益紧迫的要求。敏感的王献之，在其少年时代就向他的父亲王羲之建议“大人宜改体”。虽然我们还没有确凿的证据指证他的“改体”是针对个性化书风而言，但是南齐张融“不恨臣无二王法，亦恨二王无臣法”这一自我作古，重视自我书风构筑观念的提出，却是这种时代紧迫要求在历史上留下的深刻烙印。自此以后，中国书法史的航道便由“书体演变”向“风格演变”转型。这时写什么书体不重要，关键是个人创作有无价值，如果有价值，就青史留名；有大价值，就留大名，有小价值就留小名。以书家姓氏命名由该书家创立的书法样式为“某体”，逐渐演变成书坛通行惯例。于是，虞体、欧体、褚体、颜体、柳体——在历史上，鱼贯而出。而自张融之后，历代书家对个陆化书风的要求便足以汇成一道时代洪流。唐亚栖提出了足以震撼书法界的“奴书”这一概念；欧阳修站在新的历史节点上，以其文坛领袖的身份重申了“奴书”这一概念；而一代人才子苏东坡则以“吾书虽不甚佳，然自出新意，不践古人，是一快也”。这一振聋发聩之语，对北宋书法的尚意书风进行了有力推动；矫矫不群的黄庭坚则以一酋长诗抒发了自己类似见解，他在此诗中的名句“随人作计终后人，自战一家始逼真。”由此成为传诵最广的论书名句之一。可以说，自张融发轫，后世举不胜数的书法火家，莫不在个性书风的营构中追求“自家书体”的成熟。甚至出现诸如郑板桥在夫人身上比划，被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