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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正确对待传统文化，反对儒化中国思潮 科学地认识和把握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关系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与儒学的关系，成为理论界的热点问题。近年来，随着综合国力的提升和新一轮“国学热”的兴起，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关系再次引起普遍的关注。 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关系存在着一个“新”与 “老”，“大”和“小”的关系。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儒学是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新中国成立后，马克思主义则成为新的主导意识形态。一方面是从漫长的封建社会几经变革转变为社会主义，另一方面是儒学的正统地位为马克思主义所取代。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属于制度化的意识形态，是“大传统”，儒学则已经退居民间，成为知识化或社会生活化的“小传统”。二者并非是对立的、水火不容的，在世界观、实践观、思维方式、历史观、道德观等方面，二者有很多的相似、相通或相容之处。当代马克思主义理论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都应当并且可以从包括儒学在内的中国传统文化中吸取思想资源。前提是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研究儒学，分析儒学，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古为今用。只有这样，儒学才能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提供有益的思想资源。 一、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比较 （一）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本质之异 马克思主义与儒学产生的时代不同，代表着不同阶级的利益，具有不同的社会和文化功能。 1.产生背景不同。 历史时代不同。马克思主义哲学诞生于欧洲工业化发展历程整整二百年之后资本主义制度已经成熟的时代，此时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与生产资料私人占用之间的矛盾不可克服，经济和社会危机无法避免，新的社会生产力代表——无产阶级作为一种强大的政治力量和先进的生产力登上了历史舞台，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这种强大的政治力量和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儒学创立的时代是一个“王室衰微、诸侯争霸、礼崩乐坏、天下无道”的由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过渡时代，孔子的儒家哲学反映了这种乱世求治的时代需求，孔子希图“克己复礼”，恢复“三代之治”，向人们揭示了一个理想境界中的王国，具有凝聚人心的“价值中心”的意义。 学说立基的生产力和经济发展水平不同。马克思主义学说产生在生产力水平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时代，“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时代创造的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中国儒学诞生在春秋末年，生产力状况和经济水平尚处在依赖自然力的低下状态。这种生产力水平造成了父系家长制的人身依附的生产关系和社会经济状况。 源出的文化背景不同。其实，生产力和经济发展水平对哲学并无直接和绝对的作用，对哲学产生最大的直接影响的，是政治、法律和道德等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的作用。马克思主义和它的“三个思想来源”都产生于欧洲资本主义文化的背景之中。儒学产生的文化背景很不相同，孔孟元儒学的文化背景主要来源于农耕文明和血缘家族文化，汉宋新儒学，尤其是宋代儒学的诞生背景是以皇权为中心的官僚制度，儒学是皇权主义和封建士绅官僚制度的精神折射和文化替身。现代新儒学是20世纪传统儒学跌落后欧风美雨浸染华夏大地的产物，是中西交汇之文化转型期的精神现象。现代新儒学和传统儒学在性质上已根本不同，他们对儒家的诠释，不仅背离了原始儒家质朴平实的实用理性主义原则，而且其“新玄学”取向显示出明显的宗教意蕴。 2.代表的国家观念和阶级意识不同。马克思主义是近代先进的生产力的代表—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它反映了资本主义条件下新旧对立的两种生产关系之间的斗争和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是与现存的资产阶级国家政权根本对立的意识形态，它绝不是现存国家的维护者和卫道士，而是它的摧毁者和掘墓人。相较之下，儒学则不具有这种革命性。儒学在其创立之初虽然也代表着非权贵群体的利益，但自汉唐以后，则成为维护封建皇权利益的中国封建社会的正统官方哲学，而时下主张“儒家资本主义”的现代新儒学则属于现代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在阶级性、革命性上，马克思主义与儒学属于根本对立的意识形态。 3.执行的社会与文化功能不同。在社会主义国家里，马克思主义上升为支配性的意识形态，其功能随地位的变化而变化。首先，马克思主义体现了无产阶级政权的根本利益和最高理想，因而具有价值功能。其次，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科学的世界观，贯穿于马克思主义的人生观、宗教观、艺术观、道德观和政治法律思想中，构成了一种“科学的意识形态”，具有指导功能。第三，马克思主义哲学既是世界观，也是方法论，它具有科学地洞察事物、预测未来、实现决策和达到既定目的的理性工具功能。第四，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革命性的精神体现，因而具有对社会现实的批判功能和变革功能。第五，作为社会主义的主导型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具有促使社会和谐、可持续发展的动态平衡功能和调控社会生活的功能。第六，创新价值是人类精神能动性的最高表现，也是马克思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