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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盐商“困守支”的制度根源 ——基于Kydland Prescott模型的分析 一、引言 国家是人类社会发展到高级阶段的产物，也是最重要、最复杂的组织形式。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常常假设政府是一个按照社会福利最大化的标准行事的“黑箱”，从而“抽象”掉了针对政府行为的分析。新古典经济学“抽象掉”对国家和政治的分析，使经济理论不但在适用范围上受到严重局限（只适合研究在完善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经济活动），而且招致人们对新古典理论解释能力的质疑。新制度经济学代表人物诺斯正确地指出，国家的存在对于经济增长来说是必不可少的，但国家又是人为的经济衰退的根源。目前，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同意诺斯这一观点。将国家视为一种社会组织，通过探讨国家的组织形式、职能、性质以及组织内成员之间谈判、讨价还价等行为与经济现象的关系来解释现实中复杂的经济问题越来越成为经济学家常使用的分析路径。实际上这些思想就是政治学、社会学中由来已久的“国家的契约论观点”的“翻版”。经济学家对其核心思想进行吸收和重新挖掘，原因在于它能够使产权分析、交易成本分析以及契约理论等新的经济学分析工具与国家、社会、组织等（原来属于政治学、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很好的“契合”。 与政治学家、社会学家不同，经济学家主要兴趣在于探讨不同的国家组织结构、政治体制等对经济绩效产生的影响，从而加深对现实中经济问题的理解和对规律的把握，进而为社会经济效率改进给出尽可能客观的政策建议。社会学家早就指出国家是一个内部存在着多层委托代理关系的科层组织，在集权制的国家里，统治者居于这个组织的顶端，统治者下面是一个由官员组成的官僚体系。经济学家常用企业与市场来隐喻“有形的”和“无形的”两大类制度安排。在他们看来，国家这个“有形的”制度安排如同一个“政治企业”，统治者是这个企业的所有者，而官员就是代理者。无论是统治者还是官员，他们都是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理性人”。委托人和代理人之间由于各自利益最大化目标的差异必然产生一定的利益冲突，造成一定的效率损失。如果没有良好的制度来解决这类矛盾，冲突将会导致委托代理关系的断裂和嬗变，进而导致整个社会制度的变革。 不可否认，社会变革是一个宏大的主题，目前经济学理论的进展尚不能很好解决这类问题。但是，从分析社会中一个微观制度入手，进而折射出社会变革的一般规律则是经济学家可以做到的，也是擅长的。本文对明代盐商的“守支困境”所做的分析，其意义就在于此。通过对统治者与商人之间所建立的契约的实施情况进行分析，本文将证明现代契约理论的一个重要结论同样适用于明代盐业的情况，即如果不存在保证契约实施的制度环境，设计得再好的契约最终也不可避免地破裂，并造成社会福利水平的下降。明代的主要盐业政策就是一个由统治者精心设计、用食盐专卖权与商人的粮草等物资相交换的契约，即开中法。开中法实施之初，效果非常明显，出现了“商利而民亦利，国足而边亦足”的共赢局面。然而后来，尤其是明中期以后，开中法实施效率不断下降，出现了私盐泛滥、商人困守支的困窘局面，也导致国家盐税得不到保证。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有很多，归纳起来主要有三方面的原因：一是统治者穷奢极侈，对盐商的过度盘剥；二是众官僚对盐商的过度盘剥；三是余盐、私盐对正盐的排挤。应该说，这三方面原因都是造成开中法效率低下的重要原因。但是如果无法分清这三方面原因中哪一个是最根本的，则仍然无助于“守支困境”的解决。明朝统治者和官员作了多次努力想挽救开中法，但最后还是以失败告终这一历史事实恰好说明了这一点。为了解决盐业的这一问题，保证政府的盐税收入，统治者及其代理者——明代官员们想了很多办法，出台不少整顿措施。这些整顿措施中有的主张大力打击私盐贩卖，有的主张整顿吏治，惩处管理盐务的贪官污吏，然而都至多只是暂时性增加了盐税收入，很快新的守支又出现了。守支之所以成为无法破解的难题，主要还是由于问题的症结没有被找到，因而治疗方案必然就“治标不治本”。本文认为，统治者的机会主义行为是产生“守支困境”、导致开中法最终崩溃的罪魁祸首，而缺乏规制统治者的宪政制度环境更是所有问题的根源。 Kydland, F. and E. Prescott（1977）通过建立一个货币政策模型说明了私人部门选择预期通货膨胀率，而政府在给定预期通货膨胀率的情况下选择实际通货膨胀率，政府始终存在着违背零通货膨胀的诺言的倾向，即使保持零通货膨胀对政府来说是更有利的。本文发现Kydland, F. 和 E. Prescott这一分析框架对明代盐商“困守支”具有同样的解释力。任何“好的经济政策”都必须既体现统治者的利益和意图同时也要兼顾被统治者的利益，它的出台往往是各方利益相关者进行博弈的结果。如果由于某种原因造成各方利益相关者谈判实力相差过于悬殊，弱者一方的利益根本得不到体现的话，出台的政策就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