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朝荣报告文学课件.doc

　　砰的一声,大自然放下一块雄奇壮美的高原,贵州! 　　见到彝族老支书文朝荣。一张黝黑脸膛刀刻斧凿,一双凛然威目正气逼人。一座雕像。一尊雄魂。与各族人民化为一体。凝立。眺望。沉思。诉说。 老人与历史—— 苦在前头 　　云雾缭绕,奇峰连绵,山路弯弯,深谷流泉,风光如画…… 　　开窗见美景,出门临高峰。其实,很多自然美景后面都隐藏着历史的愁容:贫困与艰难。“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人无三分银”。石头山,羊肠道,浅表土,漏水地,小块田,存不下的雨水哗哗流进深不可测的地下溶洞。一个字就可以概括贵州的历史:穷!几千年来秦皇汉武、夜郎君主、土司酋长,无论怎样的英雄,都没能拔掉贵州大地盘根错节的穷根子。上世纪八十年代,改革春风吹到这里的时候,一户农家分得六块田,绵绵细雨中,女儿和父亲兴冲冲上山数田,女孩扔下斗笠,用手指点着,数来数去却只有五块。另一块呢?父亲笑眯眯地说,在你的斗笠下面呢。女孩哭了。这是一个传说,却从侧面反映了贵州各族人民的苦和穷。 　　何人何时能拔掉贵州的穷根子,成了穿越千年的历史悲问。中国共产党执政后,这份渗透辛酸和血汗的考卷放到了所有共产党人面前。正如穿着补丁棉裤的毛泽东在进京前夜所说,我们进京赶考去了,这是一场“大考”。 　　曾经,苦与穷、泪与血,造就了烈火怒潮般的革命贵州。 　　文朝荣小时听老辈人讲过,被数十万国民党军队围追堵截的红军路经这里时,死伤累累,疲惫不堪,一声“打土豪分田地”却喊亮了穷人的天!乌蒙山下,赤水河畔,乡亲们世代传唱着一支悲伤的歌谣:“买上一尺遮羞布,肩膀要当脚板磨!”如今红军来了,他们的歌一夜之间变了:“最后一碗饭,送去做军粮；最后一尺布,送去缝军装；最后的亲骨肉,送儿上战场……”贵州数万名各族儿女呼号着参加了红军,仅毕节地区就有五千多人入伍。新中国成立后,毕节没出一个将军——他们大都战死了,活下来的没几个。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以后,贵州出兵六十五万多人,他们穿短裤、踏草鞋、戴斗笠、背大刀,冒着漫天风雪远征到上海、武汉、南京,直至缅甸,死拼到底。日本鬼子曾惊呼,在淞沪战场上,中国的“草鞋军”把上海变成了“血肉磨坊”。 　　战争,以尸横遍野、血流成河的巨大牺牲证明: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人民是国家的真正主人!那时的共产党人,每人都懂得这个大真理。所以,他们制定了“为人民服务”的立党宗旨,制定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铁律…… 　　文朝荣记得,毕节解放不久,身穿军装的工作队进了赫章县的海雀村,一个大胡子老八路笑呵呵地告诉他,娃儿,我们在邻村办了个小学,你可以去读书识字了。他急哭了,用彝语说,我家没钱啊! 　　不要钱! 　　于是,这个十多岁的光脚娃爬山越岭,在油灯下读了三年小学。因为生产队急需记工员,他不得不终止了学业。请记住,从共和国草创之初到改革开放中期的数十年间,贵州山村绝大多数学生娃都是光脚走进校门、走出校门的。“流连故乡水,万里送行舟”,无论我们走出大山多远,娃儿赤脚翻山的苦,父母拿不出学费的泪,破麻布裹着的课本,还有父老乡亲期待的目光,都不能忘,忘记就是背叛! 　　海雀村是苗族和彝族的聚居村,文朝荣成了新中国成立后村里第一个文化人,第一个会说普通话,第一个识文断字,第一个读红头文件,第一个铁心跟共产党走的人。距离赫章县城近百公里、藏在大山窝里的海雀村曾被称为“苦甲天下”,全村海拔两千三百米以上,长年过着刀耕火种的日子。坡田薄土,包谷只长半米高,结一个小棒子,村民戏称田鼠也要跪下才能啃到。一年四季,家家户户一季包谷三季野菜,许多人家连盐巴都买不起。男人们衣衫褴褛,女人们的裙子烂成了麻条。霜雪满天的冬季,四面透亮的“杈杈房”(窝棚)里,乡亲们钻草铺、盖秧被,和牲畜们挤在一起睡,为的是老黄牛的呼吸可以带来些微微的暖意。六十二岁的村民王学芳告诉我,他十三四岁还没穿过裤子,那年月“山上只要没毒的都找来吃,大便像小便一样稀”,“一袋炒面、十个鸡蛋就可娶回一个媳妇”。 　　政府发一次救济粮或衣物,海雀村就得大哭一场。村民要,干部也要,“狼多肉少,分不下去啊!”村委会上,火爆脾气的文朝荣说,这是救命粮,不能搞平均,不能撒芝麻盐儿,“救命粮一定要给那些最穷最饿的人吃”。他铁青着脸,逼着干部让。那时没有计划生育,好些人家都有四五个娃,最多的有九个。谁家都吃不饱,谁都让不起,村干部蹲地大哭。文朝荣吼道:“我带头!咱别忘了,红军打仗时干部冲在前头,现在干部要苦在前头!”苗族老奶奶安美珍家几个月不见粮食粒儿了,锅里只有一点野菜,而且发了霉。文朝荣来了,“砰”的一声把一袋包谷放到地上——那是他让出来的救济粮。老奶奶活过来了,活到今天,九十三岁了,瘦小、结实、驼背,像半截老树根。去年家里杀了两头四百多斤的猪。就这样,文朝荣吼了四次“干部要苦在前头”,喊了四次“我带头”,先后让了四次救济粮,让得老婆哭孩子叫,让出一个皮包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