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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码影像论文 数码影像技术现状及其发展 现代科技迅猛发展，当数字化技术介入娱乐媒体之后，开始打破传统媒体的界限，出现电影、电视、激光视盘、计算机多媒体、网络等传播方式交互并存的趋势。尤其对电影艺术来说，数字化意味着一次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革命，极大地影响了电影从创作生产到发行放映的各个环节，正在改变并将彻底改变传统电影业的面貌。对此，我国家主管部门已作出明确决策：“实现从模拟技术向数字技术的转变，从传统产业、传统媒体向新型产业、新型媒体的转换。” 数码电影时代是在我们理论准备不足的状态下降临的。20世纪80年代初，国内出版了邵牧君颇有影响的《西方电影史概论》，邵先生在书中论及电影史的分期时曾断言：“电影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已在技术上达到完善的地步，此后的技术发展不再对艺术表现有重大的影响。”[1] 在相当长时间里，邵先生的见解并未引起什么异议。不过以今天眼光来看，这一观点毋疑需要修正，并且有必要强调：数字技术介入电影艺术的重大意义，丝毫不亚于甚至超过了20年代有声电影淘汰默片、30年代彩色电影取代黑白片的那两次技术革命。 在数字化浪潮冲击之下，国外影坛开始流行“后电影时代”（Post-Cinema Era）的概念。但是在中国电影界，至今对数字化革命的紧迫性尚未达成共识。我们注意到，《电影艺术》杂志刊发的专栏《入世后中国电影会发生什么变化》，以来函照登方式公布了编辑部对43位业内知名人士的问卷调查。这些人士各抒己见，但其中仅有两人提及数码电影。一位是导演黄蜀芹，她认为“数码电影的形成会改变制片及观片方式，但这在中国都需要时间。”；另一位是上影集团副总裁许朋乐，他建议“采用高科技计算机制作表现中国人命运情感的大片，力争在一些大城市与好莱坞进行抗衡。”[2] 当然，问卷调查含有即兴成份，答者未必经过深思熟虑，但2：41的比例毕竟过于悬殊，至少说明数码电影还没有受到中国电影界的广泛关注。 在数字时代，任何形式的信息一经数字化，就被整合为统一的数字化信息，进而打破不同媒体之间固有的壁垒。数字化整合并不意味着电影媒介的消解，但却使电影的内涵与外延有了重新界定的必要。从影像信息的存储来看，目前拥有感光材料（胶片）、磁性材料（录像带）、光学材料（光盘）等不同载体，相互间可进行“胶转磁”、“胶转数”、“磁转数”、“数转胶”的转换，由此形成了笼而统之的称谓“数码影视”。 我们认为，“数码影视”这个概念过于宽泛，实则上在数码影视体系之内存在着分野，依据传播者、传播内容、传播媒材、传受关系等要素加以辨析，可划分为以下四个方面： ——基于传统影院放映的、含有“数转胶”电脑特效的电影大片； ——基于数字影院放映的纯数码电影（包括3D动画片）； ——基于数字化制作的电视电影； ——基于个人化制作的DV作品。 且让我们结合数码影视在中国的现状及发展机遇来做一番考察，探究数字化为中国影视业带来的压力、动力与潜力。 一、 电影中的数码特效 电影诞生以来，始终存在着摆脱“物质现实的复原”，由创作者发挥巧思奇想的电影特技传统。如电影先驱者梅里埃原先是魔术师，他出于职业习惯，首创了停机再拍、多次曝光、叠印、倒放等特技手段。在中国电影史上，张石川热衷“接顶”特技也是出了名的。1925年女演员张织云访美归来，向他谈起好莱坞名导演刘别谦运用“接顶镜头”在摄影棚里制造海滨场景的见闻。张石川听后立刻着手模仿，将接顶镜头玩得得心应手，还情不自禁地夸耀：“上海什么都有，就是没有山，连一个土堆都没有，从此可以高枕无忧，什么泰山、黄山，全都可以请画家搬到摄影场里来了！”[3] 电影特技的本质，说到底是一种“以假乱真”的艺术。在影片生产过程中，摄制组常会碰到某些在现实时空中难以再现的场景，这就需要采用特技手段在银幕上玩弄障眼法，将不可能拍到的画面变为可能。数十年来，电影特技师们施展聪明才智，掌握了模型摄影、模型接景、绘画合成、放映合成等一整套传统特技方法。到了20世纪80年代，随着计算机高科技的介入，电影特技产生了质的飞跃。在数字化进程中，1991年是个重要年份，柯达公司在那年研制成“Cineon”数字电影制作系统，运用具有900万像素、4096线的CCD扫描仪，先将电影胶片上的影像转换成数字信息输入计算机图形工作站，经加工处理之后，再通过激光印片器将影像转录到电影底片上。Cineon把电影和计算机的优势结合在一起，在催生数码电影方面功不可没。数字化不仅提高了电影生产的速度与效率，还大大扩充了电影艺术的表现空间与表现手段。尤其在数码特效领域，三维虚拟场景、角色动画、影像逐帧修改等先进手段的应用，为导演们提供了“只怕想不到，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