汕尾社会治理的文化分析.docx

汕尾社会治理的文化分析作者：温柔的雷公一．概要：汕尾建市二十多年来，经济发展滞后，社会治理问题层出不穷，引发了各界的关注和讨论，成为社会治理难题的一个重要案例。笔者试图从机会主义、宗族主义、重商主义、泛神主义的文化角度，分析汕尾社会治理混乱的现象、原因，并探讨解决之道。汕尾市位于广东省东部沿海，是珠三角地区和潮汕地区两大版块的连接点，总面积5?271平方千米，总人口359.23万人。地区生产总值（GDP）在全省比重只有1%左右，全省21个地级市排名倒数第二，坐拥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和自然条件而不能发挥，政治文明和法制进程在这里更是举步维艰。从早年的走私泛滥、红海湾事件、乌坎事件，到2014年震惊全国的陆丰毒村，汕尾一次次成为了舆论的焦点。汕尾籍著名人类学、民族学家杨成志曾在其民国三十二年所著的《广东人民之构成，分布及其文化》中写道：“广府系最先入粤，其能混化土著而占据肥沃平原诸地带，而又能再向外发展者，端赖其竞胜与勇进之质素；福佬系宾海而居，恃渔为业，既习惯于惊涛怒浪之日常生活，遂养成冒险刚直之性情；客家系入粤最迟，平原海岸既广福人所居，不得不依靠山地为生，非劳俫不怠无以自给，又因土著势力强大，非聚族而居，无以抵抗压迫，此勤劳与团结之所由养成也。”的族群成分以福佬人居多，有一部分客家人，小部分广府人，以福佬人典型的海洋性格和文化为主要特征。这样的族群和地域文化作为长期形成的心理积淀，深藏于人们心中并潜移默化地支配着人们的行为。那么，三十年来，这种族群性格与文化又是怎样影响着汕尾的社会治理呢？二．机会主义机会主义，又叫投机主义，表现为依赖胆量和运气换来的成功，以及对实干和规则的不屑，视规则为腐儒之论，热衷于走偏门，寻找体制外的成功道路。因此，这种成功注定只能在少数人中实现，而且因为缺乏长远的考虑，急功近利，这种实现也是不牢固、不持久的。在汕尾，机会主义最突出的例证就是自古以来赌博的盛行，无论从数额还是覆盖面来讲，它都超出了娱乐的界限。尤其在春节前后，城里乡下会涌现出无数赌场，许多还是占用公共场所开办的，无论男女老幼都参加，人头涌动，蔚为壮观。更有甚者，把赌场公然开到了公安局旁边。这种赌博的风气似乎被上升到习俗的高度，法不责众。而执法部门与民众之间似乎也形成了一种心照不宣的默契：除夕到元宵期间一般是不会抓赌的。此外，经济落后的汕尾，彩票事业却异常兴旺，这亦从另一个侧面印证了汕尾人族群性格中机会主义的倾向。机会主义的冒险行为往往表现为一种社会学的偏差行为。偏差行为，是指一定的社会中社会成员不同程度地偏离或违反了既有的社会规范的行为。违法行为就是一种严重的偏差行为。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初，走私在汕尾泛滥，部分地区呈现出虚假而短暂的繁华。陆丰甲子镇和碣石镇尤其严重，“三无”铁壳船走私猖獗，少数走私者一夜暴富，群众无心发展正常生产，争相仿效，弃农、弃工、弃技之风愈演愈烈，原有的产业发展在走私的冲击下萎缩，工业、渔业近乎瘫痪。当走私经济破灭后，原先繁华的景象就注定只剩下萧条和冷清。走私所耽误的时间，让汕尾错过了改革开放的第一趟班车。然而，这次沉痛的教训并没有让所有机会主义者醒悟并悔改过来，一部分人之后又走上了制贩假币、贩卖洋垃圾、制毒贩毒等违法道路。在引起更高层级的重视之前，基层执法部门对这些严重的社会问题或是放任自流，或是充当保护伞，导致这些违法的社会问题愈演愈烈。之后政府针对这些违法行为的打击行动不可谓不强硬，但都显得治标不治本。这些目无法纪的严重机会主义者要么偃旗息鼓一阵卷土重来，要么另辟蹊径继续谋取不法之财。至今，陆丰碣石和三甲地区还未走出这个“走偏门——整治——再走偏门——再整治”的发展怪圈。偏差行为的社会负功能主要有：1、干扰正常的社会生活秩序；2、损害个人和社会的利益；3、减弱他人遵从规范的意愿；4、破坏社会成员的相互信任。前两种负功能显而易见，但是后两种负功能却时常被忽略，导致个别的偏差行为开始泛滥，社会成员之间的不安和焦虑不断上升。于是，走私成群、赌博成风、造假不鲜、制毒不耻，成为可能。民间曾经流传着这样一句方言顺口溜：“汕尾（城区）不抓赌，海丰不抓扑（嫖娼），陆丰无政府”。顺口溜指出了汕尾社会失控的倾向。社会失控并非社会失去了控制，而是指社会控制相对削弱，社会成员的自由散漫性提高。于是，一个奇怪的现象产生了，在这个全省经济最落后的地区，大片的农田无人耕种，工厂也越来越少。机会主义者造成的这些恶劣影响，不仅阻碍了汕尾的发展步伐，也让汕尾在全省乃至全国范围内付出了巨大的信誉成本，而偿还这些成本需要更长的时间。如何扭转机会主义的偏差行为？汕尾的执政者应该标本兼治，花大气在全社会强化规则意识。一方面，应该让机会主义者受到制裁，让违法违规者付出代价，因此，必须在社会层面上强化法治。正所谓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在社会层面强化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