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作家的文明立场.doc

新时期作家的文化态度 光明日报报业集团主页 首页 邮箱 论坛 留言 2002年4月8日 星期一 新闻检索： [高级检索] [旧报查询] 优秀网站 新时期作家的文化态度 李运抟 　　这里所说新时期作家的文化态度，是指作家们经由审美活动而显示的对文化所持的认识和看法。关于作家们的文化态度，始终是个引人注目又多争议的话题。比如，有人说余秋雨的文化散文有现代意识，也有人说是文化保守主义。有人说金庸小说的文化意识对现代人是一种有效的精神调剂，也有人说它的文化观念非常陈旧；有人说卫慧和棉棉的作品有“崇洋媚外”之嫌，也有人认为它们只是反叛传统文化而已。 　　其实，作家的文化观念和文化认识往往很复杂，有时还表现出矛盾与游移，文化认识也与时推移而有发展变化，决不能简单地“对号入座”。比如汪真祺，新时期伊始他开始写“回忆性”文化小说时，其文化态度比较偏向和认同民族传统文化，至少看不出多少西方文化的影响。但他90年代初则显示了观念变化。汪老在《汪曾祺自选集》后记中曾说：“我认为本世纪的中国文学，翻来覆去，无非是两方面的问题：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继承民族传统与接受西方影响。”又以为：“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可以并存，并且可以溶合；民族传统与外来影响（主要是西方影响）并不矛盾。21世纪的文学也许是更加现实主义的，也更加现代主义的；更多地继承民族文化，也更深更广地接受西方影响的。”这样宽容的文化态度和极为看重西方文化，文化意识上就含有新的观念。 　　如果不纠缠具体作家复杂的文化意识而从普遍性来看，我以为新时期作家的文化态度总体上可以概括为三种，它们就是：文化批判派；文化改良派；文化保守派。 　　 文化批判派 　　我想先从鲁迅说起。因为这方面，鲁迅小说显示的文化立场是一个并未过时的典范。所谓文化批判，主要是对传统文化根本结构和思想本质的批判。几千年来深深融入了“劳动人民文化”的本土文化当然也有可取处。但正如鲁迅先生《狂人日记》所批判的，封建主义文化本质是“吃人的文化”，与专制、愚民、小农经济和伪善伦理等密不可分。如果说康有为们拥戴“君主立宪”是典型的“文化改良”，鲁迅的文化态度则就是文化批判。 　　新时期自始迄今，有很多文化作品都显示了这种文化批判立场。有影响者也不少。诸如中短篇小说有《爬满青藤的木屋》、《腊月正月》、《爸爸爸》、《女女女》、《妻妾成群》、《黑风景》、《棺材铺》、《赌徒》、《风景》、《瑶沟人的梦》、《向上的台阶》、《县城意识》、《五号油田在山里》、《白棉花》、《灰色迷惘》和《道场》等。长篇小说则有古华的《芙蓉镇》、苏童的《米》、陈忠实的《白鹿原》、莫言的《酒国》等。这些作品，都是以彻底或比较彻底的批判态度来看待传统文化。这些批判具有三个特征：一是批判所指，都是传统文化的本质构成和关键所在，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意味。二是批判的立场坚定，没有含糊其词处，显示出冷峻的“审丑”。三是现代意识突出，都以科学与民主的意识来观照和剖析传统文化本质上的陈腐和落后的劣根性。 　　 文化改良派 　　所谓文化改良派，是指对“文化之根”采取了折衷态度。此种文化态度，对民族传统文化的本质构成虽也有不满，对其落后、陈旧和丑陋处也有忧虑或痛恨，但还是认为传统文化有许多美好的地方。比如重义轻利的君子之道，比如古朴的民风民俗，比如亲近自然乡野的舒畅，比如原始生命力的热烈雄浑，比如“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隐士情趣，比如清灵淡泊的士大夫情调，比如虽嘈杂琐碎、狡黠油滑但又不无温情具颇多色彩的市民生活和市井情趣，如此等等皆是值得留恋的文化传统和文化习俗。诸如汪曾祺、邓友梅、何立伟、钟阿城、郑万隆，包括李杭育在内的这些“寻根作家”的地域文化小说和知青小说，其表现的文化态度与文化情怀便或多或少都具有这种“文化改良派”色彩。 　　钟阿城的创作最有代表性。《棋王》是个典型例子。有人可能认为，崇尚道家、向往自然、亲爱乡野的《棋王》应是完全回归传统文化的文化保守主义作品。事实上并非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