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空白期瓷器.doc

明代正统、景泰、天顺三朝是个“城头变幻大王旗”的多事之秋。 宣德十年，宣宗朱瞻基英年而崩，年仅8岁的英宗朱祁镇承袭大统，越明年立国号“正统”（1436——1449）。幼帝登基的宿命便是受制于人，大权旁落。尽管有张太后和“三杨”辅政，但朝中大权还是落入太监王振之手。“土木之灾”朱祁镇为蒙古人所掳，“国不可一日无君”，英宗之弟朱祁钰继承了皇位，是为景泰朝（1450——1456）。景泰立朝仅七年，在“夺门之变”中，英宗又从其弟手中夺回皇权，改号“天顺”（1457——1464）。 正统、景泰、天顺三朝，历时短暂（三朝共历28年），传世、出土的瓷器数量甚少，有关三朝窑事的历史文献也极为有限，学术研究比较薄弱，故古陶瓷学术界将这三个朝代称为“空白期”；又因三朝国事倾颓，内忧外患，民生凋敝，导致景德镇瓷业生产与前朝永乐、宣德比较有所下滑，烧瓷情况难以洞明，故也称此三朝为明代窑业的“黑暗期”。 一、空白期不空白 明代窑业的黑暗期乃是在特定的历史社会背景下出现的，而学术研究的空白正在成为历史，“空白期”其实已不是一片空白。 上世纪70年代，日本学者藤冈了一对空白期作了初步探讨；已故南京博物院王志敏对1964年南京明故宫玉带河遗址出土的三朝瓷片进行了研究，在揭示正统、景泰、天顺三朝民窑青花的基本特征方面作了开拓性的研究，使学术界对三朝民窑青花瓷有了一个基本认识。 从上世纪50年代以来，在三朝纪年墓出土了一批青花瓷器，在景德镇珠山明代御窑厂遗址正统地层、景德镇窑里、湖田窑址中也发现一批三朝官民窑青花残器、瓷片，在国内外公私收藏中还发现有三朝款铭的青花瓷器及一批无款铭而带三朝独有特征的传世青花瓷器。 上述出土、传世青花瓷的发现，使我们对正统、景泰、天顺三朝青花瓷的认识和研究再往前推进了一步。可以说“空白期”已不再空白。 尽管前贤对“空白期”的研究已取得阶段性的成果，但三朝出土、传世物及相关史料毕竟还十分有限，要彻底弄清三朝青花瓷的发展脉络及其艺术全貌还需假以时日。 二、正统、景泰、天顺三朝的烧瓷概况 1、官窑烧造情况 虽然迄今为止，还未发现署有年号御窑厂纪年的三朝官窑瓷器，但烧瓷的文献记载表明此时御窑厂一直是烟火袅袅，窑事不断： “正统六年五月巳亥在光禄寺奏……其金龙、金凤白瓷罐等件，令江西饶州府造。”（《明英宗实录》） “……宫殿告成，命造九龙九凤膳案诸器，既又造青龙白地花缸。王振以为有璺，遣锦衣指挥杖提督官，敕中官往督更造。”（《明史》卷八十二） “正统九年庚戌，江西饶州府造青龙白地花缸瑕璺不堪，太监王振言于上，遣锦衣指挥杖其督官，仍敕内官赍样赴饶州更造之。”（《英宗实录》） “正统元年奏准，供用库瓷坛，每岁只派七百五十个。景泰五年奏准，光禄寺日进、月进内库，并赏内外官瓶、坛，俱令尽数送寺备用，量减岁造三分之一。天顺三年奏准，光禄寺素白瓷、龙凤碗碟，减造十分之四。”（《大明会典》卷二百九十四） “宣德中，以营缮所丞专督工匠，正统初罢。天顺丁丑（天顺元年）仍委中官烧造。”（《浮梁县志》卷四） “（天顺三年）光禄寺奏请江西饶州府烧造瓷器十三万三千有余，工部以饶州民艰难，奏减八万，从之。”（《江西大志·陶书》） “天顺八年正月乙亥诏：江西饶州府、浙江处州府，见差内官在彼烧造磁器，诏书到日，除已烧完者照数起解，未完者悉皆停止。差委官员即便回京，违者罪之。”（《明宪宗实录》） 以上史料揭示，三朝官窑一直窑火不断，只是在个别年份有所减烧，但并未像有人认为的那样“一度停烧”“由于朝廷严禁烧造各种瓷器，景德镇的瓷器生产直落而下，官窑停烧，民窑也受到打击和限制。” 但上引史料有两处被认为是表明官窑停烧者：一为“正统初罢”，二为“（天顺八年）悉皆停止”。其实这是误读所致：前者所“罢”的是“以营缮所丞专督工匠”而改由饶州地方官督陶，所罢者是督陶的原人选，非窑事也。同样，后者“悉皆停止”的也是“在彼烧造磁器”的“内官”（太监），而非烧瓷之事。为什么要罢督窑内官？《明宣宗实录》卷三十四透露：“宣德二年十二月癸亥，内官张善伏诛。善往饶州监造磁器，贪黩酷虐下人不堪，所造御用磁器多以分馈其同列。事闻，上命斩于都市枭首以徇。”太监把持窑务是几乎伴随明代始终且挥之不去的痼疾，屡革屡起，此弊政在明末还酿成“激变良民”的“群体事件”。故罢撤督陶内官的诏令时下，如《孝宗实录》：弘治三年十一月甲辰“上曰：……江西烧造磁器，内官不必差，庶副畏天恤民之意”弘治十五年三月癸未“命取回饶州府督造磁器内官。”…… 至于三朝官窑减烧的原因，有国力不济的无奈及节民力、彰俭德的姿态，而先朝遗存的大量未启用御器也是值得注意的一个因素：“宣德八年，尚膳监题准，烧造龙凤瓷器，差本部官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