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何重建中国原谅性社会.doc

如何重建中国包容性社会 如何重建中国包容性社会 郑永年 中国领导层最近强调中国要追求包容性经济增长（inclusive growth）模式。包容性增长是与排他性增长（exclusive growth）相对的。两者的区别不难理解，前者指的是不同社会群体都能共享发展成果的增长模式，后者指的是只有一些社会群体可以享受成果的增长模式。 　　提出建设包容性社会非常重要。原因很简单，排他性增长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主导模式，社会已经演变成排他性或者封闭性社会，也就是人们日常所说的分化性社会。排他性增长必然导致社会的分化。排他性增长表明一些社会群体垄断经济发展过程，独占经济发展所带来的成果，而被排挤出经济发展过程的社会群体，所能分享的经济成果甚微，甚至没有。这样的增长模式必然导致社会分化，即一些社会群体越来越富，另外一些群体越来越贫穷。一个高度分化的社会，必然导致各社会群体之间的冲突。这就是中国目前所面临的实际情况。 　　那么，如何才能实现包容性增长和包容性社会呢？这首先要寻找产生封闭性或者排他性经济模式的原因。在任何社会，包容性增长和包容性社会都会随时面临挑战。这是因为总有很多因素促成经济的增长和社会趋向排他性和封闭性。例如，产权和资本不平等分配，会导致一些社会群体拥有各种垄断机会。一些占据社会、文化和政治战略要位的社会群体（例如高等级身份者和贵族）也会使用他们所有的资源来垄断机会，排挤其他社会群体共享发展机会和成果。 　　任何社会都会产生排他性发展 　　即使是现代民主社会也会产生排他性的发展。正如已逝美国教授奥尔逊（Mancur Olson）所言，即使在开放社会，利益集团经常会演变成既得利益集团或者“分利性”集团，垄断机会，驱使社会向封闭性发展。因此，在任何社会，如何保持经济发展过程的开放性和社会的开放性，都是一个严峻的挑战。奥尔逊教授是比较悲观的，认为一个社会从封闭性向开放性或者从排他性向包容性的转型，大多是在战争和激进的社会运动之后才会达成。 　　中国改革早期是典型的开放性和包容性增长，但最近的十多年来，增长模式越来越呈现具有排他性和封闭性。那么，早期是如何造就开放性发展的？后来又如何变成封闭性和排他性的呢？ 　　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提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在此之后的1980年代和199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中国实现了包容性的经济增长，即社会群体的大多数都从经济成长过程中获得了利益。包容性经济增长，主要通过政府把经济发展过程开放给所有社会群体而实现的。任何社会都存在着既得利益，而既得利益都不可避免地要阻碍改革。开放经济过程给不同社会群体，成为中国改革者克服既得利益的有效手段。因为中国城市既得利益比较强大，因此政府选择农村改革先行。农村一直流离于体制之外，来自体制的阻力小。 　　同样，在城市改革开始时，因为国有企业部门既得利益很大，因此就先不动国有企业，而是容许在国有企业之外发展出一个非国有部门来。先不动既得利益，而是容许在既得利益之外产生新的利益，等新利益成长起来之后再动既得利益就比较容易。因为新的利益不仅会对既得利益产生很大的压力，而且新利益也开始具有能力来消化和吸收改革既得利益所能带来的后果。这种方法不仅仅是中国改革者的改革策略，而且实际上这样做的结果，使得现存经济体制和经济过程越来越开放，把不同的社会群体容纳进来。（应当说，对外开放也是这个过程的一部分。） 　　改革开放的双重失败 　　但是，因为改革没有能够深化，甚至出现改革偏差，1980年代和1990年代使多数社会群体都能受惠的经济发展模式，很快就演变成为排他性的和封闭性的发展模式。这里主要表现为两个失败，一是经济的失败，二是政府作用的失败。经济的失败指的是“一部分人富裕起来”了，但没有能够实现“走共同富裕”的局面。政府的失败指的是既没有能够促成一个包容性经济结构的产生，也没有能够在二次分配上保障基本的社会公平和公正。 　　这两个失败是相互关联，互为促进的。封闭性经济结构导致了中国社会阶层和阶级的固定化。一方面，无论是财富和权力都具有了封闭性和继承性；另一方面，财富和权力之外的阶层的社会流动越来越困难。这种情况本身就可造成富者越富、穷者越穷的局面，再加上政府分配的失败，社会的高度分化就不可避免。 　　用中国经济的术语来说，这两个失败也可以说一次分配和二次分配的双重失败。在中共十七大之前，中国经济政策的主题是“一次分配讲效率、二次分配讲公平”。就是说，无论是一次分配和二次分配，都没有能够促成包容性社会的形成；相反，这两次分配都促成了社会向封闭性和排他性发展。 　　政府在一次分配和二次分配过程中的作用应当有分野，这并没有错。但如果把一次分配仅仅看成是“效率”，那么就大错特错了。对包容性社会来说，一次分配远较二次分配要重要，如果一次分配不能实现社会的基本公平